土改时我爷爷划为地主，他是前晚清时期的秀才，也就是读书人，也做过民国时期的县禁烟与税务小官，因他生有九个儿子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父亲有九兄弟。 他辞官回乡那年，辫子已经剪掉了，但长衫还留着。太爷爷传下的几亩薄田不够养活十二张嘴，他就把每月俸禄折成糙米，省出的铜板串在腰间，走三十里山路去邻县买没人要的瘦田。 斗争大会那天，他被两个民兵押上台，灰布长衫沾着泥点。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口号声停了之后，村长喊“谁来揭发”——台下坐着的老人们却开始摇头，交头接耳声像春蚕食叶。 为何一个“地主”能让乡亲们集体沉默？村东头的王老汉突然站起来，手里还攥着半截旱烟杆：“可斋先生买田，是拿命换的。” 民国二十三年大旱，他打开粮仓借粮，账本上画着圈的名字——都是还不起的人家，后来被他在灶膛里烧了。 孩子们光着脚在田里插秧，他自己牵着牛犁地，只有抢收时才请短工，工钱总要多给两个铜板，还塞一把炒花生。 当然不是所有“地主”都这样。邻村的张姓地主家就堆着佃户的欠条，土改队来的时候，半个村子的人都去抢他家的浮财。 他攒下的三十亩田，每一寸都浸着全家人的汗；攒下的名声，比田埂上的草还密。 这种认可在1949年后变成了护身符——当“打倒地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乡亲们用沉默投了反对票。 大伯带着国军团长的委任状去了台湾，走前把九叔塞给我父亲：“你是工程师，能让小弟读书。” 三伯成了富农，继续在老家打石头，锤头落下时总盯着山那边——六叔在安徽的工厂来信说，车间的机床比家里的石碾子转得快。 祖屋的雕花木窗被卸下来当了学校的黑板，邵阳市南门的铺面成了供销社，父亲每次出差路过，都会盯着柜台后的木梁看很久，那上面有他小时候刻的歪歪扭扭的名字。 1960年春天，爷爷躺在稻草堆里咽气，床头还放着大伯从台湾寄来的照片，边角已经磨白。 那些被充公的祖屋和铺面，后来成了村里的小学和供销社，孩子们在里面读书时，老人们会指着梁上的雕花说：“这是可斋先生请木匠做的。” 奶奶活到七十九岁，临终前攥着我父亲的手嘟囔：“你大哥要是回来，还认得出家门口的老槐树吗？” 如今提到“地主”二字，脑海里最先浮现的不是历史课本里的符号，而是爷爷捏着黄豆大豆腐干喝酒的手指，骨节分明，像他亲手犁过的田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