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先生评价女人有名言：一等女人肥白高，二等女人麻酥妖，三等女人野傲娇，四等女人泼辣刁。 1978年台北摩耶精舍，80岁的张大千对着一幅《敦煌仕女图》枯坐半晌，指尖划过画中仕女的衣袂——这个让他抛开自己“四等女人”论调的女子，此刻或许正在上海的画室里，教学生勾勒敦煌壁画的线条。 时间拨回35年前的莫高窟，1943年的戈壁风裹着沙砾，打在44岁张大千的粗布长衫上。刚完成《飞天图》临摹的他走出洞窟，看见沙丘尽头有个身影：素色布裙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手里的炭笔却稳如磐石，画板上的供养人头像，线条比他带的徒弟还利落。 “小姑娘，这里的壁画得逆光看才见层次。”他走上前，声音被风沙磨得有些哑。女子回过头，眼里盛着比日光还亮的光：“张先生？我叫李秋君，从上海来学画的。”她把画板递过来时，指节沾着颜料，却透着股不容拒绝的认真。 往后的日子，莫高窟的藏经洞成了他们的“画室”。李秋君总比他早到半个时辰，磨好的墨汁装在保温的锡壶里，砚台永远是温热的；张大千讲“吴带当风”，她就用炭笔在沙地上画速写，转头问：“那敦煌的风，是不是带着菩萨的慈悲？” 1944年临摹结束，张大千送她《敦煌仕女图》，题字“秋君贤妹存玩”。李秋君回赠一方端砚，砚底刻着：“愿为敦煌艺术，守此寸心。” 这“寸心”后来化作成捆的书信。他在成都画《青城山图》，信里说“瀑布的留白，该像你当年画飞天飘带那样透气”；她在上海办个人展，附言“那幅《反弹琵琶》，衣纹用了你教的‘兰叶描’”。朋友劝他：“纳了吧，免得耽误人家。”张大千摇头：“她是能跟我聊壁画年代的人，不是用来‘纳’的。” 李秋君也从未越界。收到“纳妾”的传闻，她只在回信里画了株幽兰，旁题：“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有人或许会质疑：这种柏拉图式的情谊，不过是文人的自我标榜？1949年张大千赴港，行李箱里除了临摹壁画，就是那捆书信；李秋君留在上海，把他教的技法编成教材，在美术学校里教了三十年。 他晚年在海外办“敦煌临摹特展”，对着西方媒体说：“这些线条里，有个中国女子的影子”；她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学生问“张先生的画好在哪里”，她轻声道：“好在他懂——懂画，更懂人。” 如今再读“一等女人肥白高”的戏言，倒觉得那是命运的伏笔。原来真正的知己，从不是按标准筛选出来的“几等”，而是在风沙里递过一支炭笔，在岁月里守着一方砚台，让艺术有了温度，让情谊成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