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知青宋春梅被公社书记李建国叫到办公室。突然，李建国抱住宋春梅并色迷迷地说：“小心肝，想死我了！”就在宋春梅绝望之际，突然，公社的大门被踹开   那时候的李建国，在这个小村庄里可谓是一手遮天，他长得精瘦，跟个还没进化好的猴子似的，可偏偏坐在书记的位置上，手里握着知青们回城、入党和生活分配的大权，也就是这层权力的外衣，成了他最好的伪装。   他对宋春梅的觊觎不是一天两天了，打从这个城里姑娘一下乡，那白净的皮肤和清秀的模样就像是长在这个中年男人心尖上的刺，让他日夜惦记，他先是玩了一手“杀威棒”故意把宋春梅扔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炼，心想娇滴滴的大小姐受不住累自然会来求饶。   可他算盘打错了，宋春梅哪怕在田里累得直不起腰，也没哼过一声，反倒以为这是农村对她出身的特殊考验，硬是咬牙扛了下来，眼看“苦肉计”不好使，李建国这才撕破脸皮，他让人传话，说有紧急公事，非要宋春梅立刻去一趟公社。   这种理由，在那个年代就是圣旨，谁敢怠慢，但宋春梅也不是傻子，平日里关于这位李书记“咸猪手”的传闻没少听，那些针对村里大姑娘小媳妇的腌臜事儿，大伙儿虽是背地里嘀咕，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去是肯定要去的，但这趟去能不能囫囵个回来，她心里直打鼓。   办公室的门被李建国迫不及待地反锁上了，那一刻，他那副平日里端着的威严架子彻底垮塌，剩下的是一脸猥琐的笑和一步步紧逼的步伐，他嘴里说着能让宋春梅“少受苦”、“脱颖而出”的鬼话，这种带着交易性质的威胁，简直就是把人的尊严往地上踩。   宋春梅想要正色离开，却被他猛地一把抱住，年轻姑娘的力气哪里抵得过一个成年男人蓄意已久的蛮力，就在这叫天天不应的绝望关头，厚实的木门被人一脚猛然踹开，这声巨响如同惊雷，瞬间炸碎了李建国的丑恶行径。   冲进来的是白振波，这个村里的后生平日里就为人正直，长得也结实，那天究竟是恰巧路过察觉异样，还是受了宋春梅的事先之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一刻像座山一样挡在了宋春梅前面，把那个衣冠禽兽狠狠推开，护着受惊的姑娘冲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按理说，恶行败露该是坏人夹着尾巴做人，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李建国却把人性的恶毒发挥到了极致，他深知“舌头底下压死人”的道理，既然占不到便宜，那就毁了她，一夜之间，关于宋春梅和白振波“作风不正”、“不清不楚”的谣言在村头巷尾像野草一样疯长。   这招借刀杀人玩得阴毒，那些不明真相又爱嚼舌根的闲言碎语，比真正的刀子还割人，这一下，两个年轻人都被逼到了墙角，宋春梅的入党申请像废纸一样被退回，回城的路也被这些脏水堵得严严实实。   白振波更是因为这顶“莫须有”的帽子，成了村里的笑话，不仅政治前途泡汤，连说媒的都不敢登门，原本并没有特殊情愫的两个人，硬生生被这股恶势力和世俗的偏见捆在了一起，宋春梅心里是愧疚的，她觉得自己拖累了好人。   她找到白振波，眼里含着泪提议：既然他们泼脏水，那我们干脆就成个家，这名分定了，闲话自然也就该停了，起初白振波死活不肯，怕这是姑娘家被逼无奈的下策，委屈了她，但这看似是向现实低头的决定，实则是两人在绝境中生出的反抗同盟。   在共同面对外界恶意的日日夜夜里，那种战友般的情谊早已转化成了深厚的感情，在白振波父母的支持下，两人成了亲，日子虽苦，但这口恶气谁也没咽下去，婚后的生活并不像村里人等着看笑话那样鸡飞狗跳，反倒是过出了滋味。   宋春梅白天干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苦读，白振波则默默包揽了家里的重活琐事，给她腾出学习的时间，他相信宋春梅说过的话：只要有机会，一定带全家走出这个地方，苍天不负苦心人，高考恢复的消息就像一道光，照进了这个备受压抑的小家。   宋春梅没日没夜的复习终于换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时候，村里的那些长舌妇又开始活跃了，酸溜溜地说：“人家考上大学是飞上枝头变凤凰，肯定要把白振波这个农村汉子甩了，一去不回咯”。   这种恶毒的揣测在宋春梅安顿好之后，被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粉碎，她不仅没有嫌弃白振波，反而第一时间就把丈夫和公婆全都接到了城里，一家人在城里团团圆圆，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彻底成了那个小村庄只能仰望的存在。   而那个作威作福的李建国呢，多行不义必自毙，他那点破事终究是包不住火，随着时代变迁，那些曾经不敢怒不敢言的村民们联合起来，把他的丑行一股脑捅到了上面，调查下来，撤职查办是免不了的。   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书记，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在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中灰溜溜地度过余生，正义虽然迟到了些许，但终究没有缺席，把那些颠倒的黑白，又给重新扳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