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传来：日本高市早苗当局决定，2026年起将取消中国留学生在日打工收入的免税政策。 1983 年签署的《日中税收协定》第 21 条，为中国留学生打工收入提供免税待遇，核心目的是促进两国教育交流 ， 让经济条件有限的中国学生能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同时为日本补充劳动力缺口。 这一政策实现了双赢：截至 2025 年 6 月，在日中国籍居民达 90.07 万人，占日本外国人口的 25.06%，其中留学生群体是打工市场的核心力量。 高市早苗当局的决策，根本动力是右翼政治诉求。作为日本极右翼代表人物，她上台后一贯奉行对华强硬路线，从推动修宪扩军到限制中日民间交流，此次取消免税政策，正是想通过制造对华对立，讨好国内保守派选民，巩固执政根基。 其内阁甚至公开宣称 “中国留学生享受免税的数量占压倒性优势，不符合公平原则”，刻意忽视日本留学生在中国打工人数少是因为中国就业许可门槛本身严格，而非歧视性政策。 经济困境是直接诱因，2025 年日本财政赤字率高达 156%，公共债务突破 1200 万亿日元，高市当局急于开辟新税源，却把主意打到了留学生身上。 据测算，全日本中国留学生打工年收入合计约 800 亿日元，全额征税仅能增加 80-160 亿日元财政收入，相当于日本年度国防预算的 0.1%，根本无法解决财政困境，却暴露了其 “病急乱投医” 的短视。 更危险的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近年来日本在军事上紧跟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强化军事合作，在经济、教育领域则试图构建 “去中国化” 壁垒。 取消留学生免税，本质是通过抬高中国学生赴日门槛，减少中日民间交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人才战略，这种 “政治凌驾于经济” 的操作，正在将日本拖入地缘博弈的深渊。 对中国留学生而言，政策调整意味着生存压力陡增。2025 年在日中国留学生约 12 万人，其中 85% 需要打工维持学业，取消免税后，年均税负增加 15-30 万日元，相当于多打 1-2 个月工。 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可能选择转往欧美或国内深造，202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日本高校已出现排名下滑，人才流失将进一步削弱其教育竞争力。 中日民间交流将遭遇重创。留学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每年有超过 5 万中国留学生在日参与志愿者活动、文化交流项目，为促进两国相互理解发挥重要作用。 高市当局的做法，本质是给民间交流 “泼冷水”，可能引发中国民众的反制情绪，影响日本旅游业、农产品出口等对华相关产业，2024 年中国赴日游客达 1800 万人次，消费额超 3 万亿日元，民间情绪变化可能让这些收益付诸东流。 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曾限制韩国劳工入境，导致制造业用工荒，不少企业被迫将工厂迁往东南亚；2020 年疫情期间，日本一度收紧外国留学生入境政策，导致高校收入锐减，部分私立大学甚至面临倒闭危机。 这些案例都证明，将民生政策政治化，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比其他国家的做法更显日本的短视。美国对外国留学生实行 “前 5000 美元收入免税” 政策，德国允许留学生每年打工 120 天且低薪免税，这些政策吸引了全球人才，也为本土经济注入活力。 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违背了 “人才流动促进经济发展” 的基本规律，长期来看，将导致其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 若日本单方面撕毁《日中税收协定》相关条款，中国完全可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取消日本留学生在华打工免税待遇。 目前在华日本留学生约 1.2 万人，虽数量远少于中国在日留学生，但此举将彻底破坏两国教育交流的互信基础，让中日关系陷入 “以牙还牙” 的恶性循环。 取消中国留学生打工免税政策，是高市早苗当局犯下的严重错误，它既违背了中日友好的历史潮流，也无视了日本自身的经济困境；既伤害了中国留学生的感情，也损害了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 这种将政治凌驾于民生、将对抗替代合作的做法，注定不会得逞。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离不开民间交流的滋养；地区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互利共赢的合作。 日本若想摆脱经济困境、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应该摒弃右翼思维，珍惜中日民间交流的成果，而不是人为设置障碍。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愿意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但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任何歧视性、遏制性的政策，都将遭到坚决反对，也最终会反噬自身。 希望高市早苗当局能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停止破坏中日民间交流的错误行径，否则，等待日本的必将是得不偿失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