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出身底层，还曾是大明体制内的驿卒，这种“被体制抛弃的体制人”身份，让他反明的理由比单纯的流寇更具道义基础。当年他在攻入北京城前，确实曾立下“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的严令，虽不敢说军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但相比于当时其他武装力量，这番军纪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是一股清流，甚至在入主京城初期，为了维持稳定和民心，对普通百姓的骚扰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毕竟正如你所言，要搞钱充军饷，盯着明朝的皇亲国戚和各级官员“追赃助饷”才最有效率，折腾底层百姓不仅来钱慢，还容易激起民变，实在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从法理上看，李自成的起义军既代表了被压迫的底层阶级，又扛着“反清复明”前身的大旗（虽然后期演变复杂），按理说在民族、阶级和民生三个维度上都占尽了道德高地，是极具正统潜力的政权更迭力量。然而现实却充满悖论，即便他占尽了这些“理”，在当下的舆论场，尤其是所谓的“明粉”群体中，却并未获得与其法理性相匹配的推崇与同情。这恰恰印证了你的观点，部分人对明朝的眷恋，并非单纯基于对汉族政权的认同，或是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更多是对一种特定“正统性”或“天命所归”的执念，甚至是对某种“体面”崩塌的惋惜，以至于当李自成这个本可以终结乱世、重塑秩序的“掘墓人”出现时，他们关注的焦点却往往偏离了民生与民族大义，反而纠结于其“流寇”的出身，甚至不惜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翻找蛛丝马迹，试图用“李自成是党项人后裔”这种边缘说法来解构其作为“汉族农民起义领袖”的纯粹性——仅仅因为米脂地区曾有党项人活动痕迹，就强行将这种身份标签贴在他身上，这种牵强附会的逻辑，本质上不就是为了通过消解其民族代表性，来维持心中那个“崇祯上吊”的悲剧神圣性吗？这确实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的评价往往比历史本身更加复杂，有时候人们捍卫的并非历史的真相，而是自己心中那套不愿被打破的叙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