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周总理询问“哑巴同志”的情况，得知他没有亲人后，周总理马上指示：“衣食住行都要有人管，有病立刻治，不能让老红军受委屈！” 哑巴同志并不是真哑。他叫刘子才，四川苍溪人，十五岁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当通信员。过草地时，队伍被敌军追袭，他为了给主力送一份紧急命令，独自跑了三十多里山路，途中被炮弹震到头部，从此失去了语言能力，只能发出含糊的音节。 后来战友们都叫他“哑巴同志”，不是嘲笑，是心疼——他明明会说话，却再也叫不出战友的名字。长征结束后，他留在延安做后勤，烧火、劈柴、喂马，样样抢着干，别人休息他还在磨镰刀、修灶台。因为不会说话，他很少与人争什么，可每逢有重活累活，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手上的茧比老农还厚。 建国后，部队整编，刘子才因为身体原因和语言障碍，被安排到北京一家干休所从事杂务工作。他没成家，也没有直系亲属，只有一个在老家务农的远房侄子，偶尔写信问候，却从没来过城里。日子久了，所里的年轻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有的知道他的来历，有的只知道他是“干活特别实在的老师傅”。他住的房间很小，一张木板床、一口旧木箱，墙角堆着劈好的柴火，床头挂着一顶褪色的军帽。因为早年脑部受伤，他反应比常人慢一些，看病也常拖着不去，总觉得“这点小病不算啥，别麻烦组织”。 1971年，周总理在一次关于老红军安置情况的会议上，听到工作人员提到“有位失语的老红军，目前无人照料”，立刻追问姓名和现状。当得知是刘子才，而且他没有亲人、生活全靠自己勉强维持时，总理当场指示：“衣食住行都要有人管，有病立刻治，不能让老红军受委屈！”这句话很快传到了干休所，所长带着几个人当天就去他屋里查看——床上的被子潮得能拧出水，木箱里的衣服打了好几层补丁，厨房的米缸快见底了。大家这才意识到，这个平时默默干活、从不多话的老人，已经被忽视得太久。 所里马上调整了他的生活安排。派专人负责一日三餐，保证热饭热菜不中断；联系医院给他做全面检查，发现他有慢性胃病和关节风湿，便制定长期治疗计划，药按时送，理疗不落下；冬天提前检修暖气，夏天加装电扇，连他穿的鞋都换成软底、防滑的军用胶鞋。 有人提议给他换个宽敞点的房间，他却摆手，用手比划着说“这里挺好，离柴房近，方便干活”。其实他不是不想换，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这种刻在心里的习惯，是战争年代养成的，把能省的事都省下，把能扛的活都扛住。 刘子才的生活被细心照拂后，精神状态明显好了许多。虽然依旧不能说话，但他会在院子里主动帮着搬东西、扫落叶，看到年轻人训练回来满头大汗，他会端出自制的凉茶，用手势示意“喝吧，解暑”。有一次干休所组织老红军座谈，他坐在角落，手里捏着那份泛黄的命令复印件——那是当年过草地时他送出的那份。有人轻声问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他用手指在桌上慢慢画了个圈，又点了点胸口，眼里泛起光。那一刻大家都懂，他记得，每一个细节都记得。 周总理的指示，不只是解决了一个老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在那个年代重申了一个原则——为革命做过牺牲的人，无论职务高低、身体状况如何，都不该被遗忘在视线之外。刘子才失去声音，是因为战场上的使命；他被忽视，是因为人们习惯了把目光投向更显眼的地方。 总理的干预，让这种“习惯性忽视”被打断，也让干休所上下重新梳理了对老红军的关怀方式。后来所里建立了定期探访制度，不光查生活起居，还陪他们聊过去的事，把口述历史记下来。刘子才的故事，也因此被写进单位的内部资料，成为教育年轻官兵的实例。 这段往事在今天仍有分量。我们常以为对英雄的敬意，要用隆重的形式来表达，可很多时候，敬意就藏在按时送去的饭菜、及时看的病、一句“有事就找我们”的承诺里。刘子才一生没说过多少话，却用行动证明了什么是无声的担当。而周总理那句“不能让老红军受委屈”，既是命令，也是提醒——对待曾为我们拼过命的人，任何疏忽都是对他们的二次亏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