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月子时，婆婆天天煮糙米粥，我吃得实在咽不下，跟婆婆说要不明天煮点鸡汤吧，天天吃这个孩子没奶水吃。婆婆听完立刻怼回我："我们当年都这么吃，个个奶水涨得跟喷泉似的！"，我听完无语，说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跟现在不一样。婆婆听完“哎哟！鸡多贵啊！吃饲料的全是激素。” 月子第12天，晨光刚爬上窗帘，婆婆的脚步声就准时响在楼道里。 她端来的糙米粥放在床头柜上，瓷碗底和桌面撞出“咚”一声，碗边凝着圈米油，糙米粒硬邦邦地戳着舌尖，咽下去时像吞了把细沙。 我摸了摸瘪下去的乳房——宝宝昨夜哭了三次，每次叼着乳头嘬半天，最后含着眼泪睡过去，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今天的粥里多了几粒红豆，大概是她觉得我会喜欢。 我用勺子拨弄着碗底，红豆皮浮在粥面上，像漂着几片碎红布。 “妈，”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有点发紧，“明天……能不能煮点鸡汤？” 婆婆正蹲在地上收拾宝宝的尿布，闻言直起身，腰杆挺得笔直。 “鸡汤？”她重复了一遍，手里的尿布“啪”地甩在盆沿，“我们当年坐月子，顿顿糙米粥，配点咸菜，奶水涨得跟揣了俩热水袋似的，夜里都得拿毛巾接着。” 我攥着勺子的手紧了紧，碗里的粥晃出小涟漪：“那时候不是没条件吗？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她突然提高了声调，快步走到桌边，手指点着碗沿，“超市里的鸡，哪个不是喂饲料长大的？激素！全是激素！你以为便宜？一只鸡顶我三天菜钱！”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头发，突然说不出话——她昨天去超市，我跟在后面，看见她在禽肉区站了好久，拿起一只鸡又放下，标签上的数字被她摸得发皱。 夜里宝宝睡熟后，我去厨房找水喝，看见灶台上放着个小砂锅，盖子没盖严，飘出淡淡的米香。 婆婆蹲在灶前，拿小勺子搅着锅里的粥，火开得极小，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她嘴里轻轻念叨：“再煮烂点，再烂点……” 旁边的垃圾桶里，有张揉成团的超市小票，我捡起来展开，禽肉区那一行，价格后面画了个小小的勾，又被涂掉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抽屉最底层压着一沓粮票，1982年的，上面印着“地方粮票伍市斤”，边角都磨圆了。 “当年你爸出生，我坐月子，家里就剩这五斤粮票，”她有次翻出来给我看，手指摩挲着票面上的麦穗，“去粮站换了糙米，煮了整整一个月，你爸照样长得壮实。” 原来她不是舍不得鸡，是怕——怕现在的“好东西”不如当年的“实在”，怕她护了一辈子的“健康”，在我这里成了委屈。 那些年的糙米粥，真的只是因为物资匮乏吗？还是她把所有能给的，都熬进了那碗粥里？ 第二天早上，碗里的糙米粥熬得像米糊，红豆煮得裂开了花，甜丝丝的。 婆婆没提鸡汤，只是把宝宝抱过去喂奶时，悄悄往我手里塞了个热鸡蛋——是她早上在菜市场跟老农买的土鸡蛋，揣在棉袄里捂热的。 或许两代人的育儿经，从来不是谁对谁错，只是她的“当年”和我的“现在”，都想让怀里的孩子，吃得暖一点，再暖一点。 我舀起一勺粥，米香混着淡淡的甜，滑进喉咙时，像吞了口春天的风。 碗底沉着几粒红豆，红得发亮，像她藏在皱纹里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