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 这个死法，放在任何一个文人身上都显得潦草。 可对于周作人来说，或许算是种解脱。 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世人的唾沫星子里浸泡了二十年，从五四时期和鲁迅并称文坛双星的才子，变成了连骨灰都没人认领的"汉奸"。 周作人这一生，就像他自己写的散文，看似平淡，骨子里全是拧巴。 1885年出生在绍兴官宦家庭，周作人小时候也是正经的书香子弟。 本来想走科举老路，1898年和1900年两次赶考都止步于院试，后来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学英文，再后来东渡日本学希腊文。 这段经历让他身上既有旧文人的底子，又透着新学的洋气。 1917年到北大任教，主讲希腊罗马文学，还和鲁迅一起搞《新青年》，提出"人的文学"理论，那会儿的他，绝对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级人物。 散文写得是真好，《乌篷船》《喝茶》里那种冲淡平和的调子，林语堂都夸是"现代散文开山之作"。 翻译更是没话说，花八年啃下《源氏物语》全译本，现在还躺在不少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 本来想一辈子当个教书匠兼翻译家，安安稳稳做他的"苦雨斋主人"，但1937年北平沦陷，命运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52岁的周作人没跟着北大南迁，理由是"看守校产"。 这个借口连他自己可能都不信。 1938年接受伪职那天起，他就从文化人变成了汉奸。 当时伪教育总署督办月薪1200银元，是普通教授的四倍，这笔钱够在北平买个小四合院了。 当然你要说他完全为了钱，好像也不全是，据说他还偷偷资助过地下抗日学生，周海婴回忆录里提过这事儿。 可搞不清的是，既然心里还有良知，为啥要穿那身汉奸制服呢？ 1947年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周作人请律师拿"文化保护"说事儿，检方直接甩出伪职任命书。 最后判了十年，比同是文化汉奸的梁鸿志轻多了，有人说沾了翻译《源氏物语》的光。 1952年他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译者，每月200元稿费，日子过得不算差。 本来想就这样译着古希腊悲剧安度晚年，1966年稿费停发，邻居说他最后靠玉米糊配臭豆腐过日子。 如此看来，周作人身上最拧巴的，是文人风骨和现实生存的碰撞。 你说他贪生怕死？可抗战初期也拒绝过日本人的拉拢。 你说他曲线救国？伪职任命书上的签名又没法抵赖。 他就像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缩影，在民族大义和个人生存之间，踩了最不该踩的线。 现在学界还在吵"重估周作人"，有人说要把文学和人品分开看，有人骂"文化汉奸"就该钉在耻辱柱上。 这种争论怕是永远没结果。 就像他写的"平淡的生活中自有深味"，可真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哪有什么平淡可言。 那个趴在铺板上猝死的老人，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文人的笔杆子再硬，也扛不住选择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