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他一向把住址藏得极深，这样的场面只说明一件事，有人已经把他出卖了。正犹豫间，隔壁窗前的小丫头突然举起手帕，慌慌张张朝他摆手，他什么也没问，顺势压低帽檐从人群边缘绕开，装作路过闲人转身离去。 手心全是汗！可他不敢擦，一抬手就可能暴露目标。李维嘉当时才28岁，原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放着安稳的书不念，非要钻进这刀山火海里。不是他傻，是亲眼见了太多百姓的苦难——国民党抓壮丁时，隔壁大叔被硬生生拖走，老伴哭晕在门槛上；征苛捐时，小贩的担子被踹翻，半生积蓄全被抢走。这些画面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没跟着同学去南京、上海找好工作，反而瞒着家人加入了地下党，成了平津地区地下交通线的一名联络员。 他藏住址的本事是练出来的，三年换了五个住处，每次都是独门独院，还特意和周围百姓处好关系，平时买菜、挑水都装作普通商贩，就连上级联络他，都要绕三道街、对两次暗号。这次接头是为了传递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兵力部署，这份情报关系到我方后续的战略反攻，他揣着情报的口袋都被体温焐热了，怎么也没想到会出岔子。 那小丫头才12岁，叫小花，父母是地下党外围成员，去年在一次物资转运中被特务发现，为了保护药品，双双牺牲在郊外的菜窖里。李维嘉接手他们的联络工作后，就悄悄照顾起小花，每天给她带两个窝头，晚上教她认几个字，告诉她“等革命胜利了，就能去学堂读书”。小花不懂什么是“革命胜利”，但她知道李大哥不会骗她，知道李大哥给的窝头能让她不饿肚子，知道李大哥会在她晚上害怕时，隔着墙头唱几句抗战歌谣。 那天小花正在院子里晒衣服，突然看见三个穿黑中山装的男人站在李维嘉家门口，手里揣着枪，眼神凶巴巴的，还向邻居打听“有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住这”。她瞬间想起李维嘉之前说的“遇到陌生人问东问西，就举手帕摆手”，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顾不上多想，赶紧跑到窗前，对着正要拐进胡同的李维嘉使劲摆手。 李维嘉能在瞬间做出反应，不是凭空镇定，是多年地下工作的本能，更是对身边百姓的信任——那些看似普通的眼神，其实都藏着对光明的期盼。他压低帽檐时，余光瞥见特务已经朝他的方向张望，赶紧加快脚步，顺着墙根走到街角，又故意在一个糖炒又故意在一个糖炒栗子摊前停下，装作讨价还价的样子，等特务走远了，才拐进另一条小巷。 他心里清楚，能泄露住址的，只能是内部人。地下工作有铁的纪律，单线联系、互不打听，除了上级和两个核心联络人，没人知道他的住处。后来他才从组织那里得知，叛徒是一个叫张某的联络人，被国民党抓住后，没熬住老虎凳、辣椒水的酷刑，不仅供出了三个联络点的地址，还说了接头暗号。那之后，有五个同志因为这次叛变被捕，最后都牺牲在了监狱里。 想想那些年的地下工作者，真的太难了！他们没有枪炮，没有军装，白天要装作普通人，晚上要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组织群众，还要时刻提防叛徒的出卖。可就算这样，还是有无数人义无反顾地加入进来，不是为了名利，就是为了让家人、让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李维嘉转移到城外游击区后，没过多久就参加了平津战役的支前工作，他推着小车给前线送粮食、运弹药，看着解放军进城时百姓夹道欢迎的场面，突然就哭了——那些牺牲的同志，那些帮忙传递消息的百姓，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地下党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斗争，离不开百姓的支持。就像小花，一个才12岁的孩子，凭着一份朴素的信任，就敢在特务眼皮子底下提醒他；就像卖菜的老王，每次接头都把情报藏在白菜心里，就算被特务盘问，也一口咬定“就是普通买菜的”。这种军民鱼水情，不是喊出来的，是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拼出来的，是在你帮我、我护你中攒出来的。 直到现在，想起那些地下工作者和支持他们的百姓，都忍不住心生敬意。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道路，用信仰和勇气照亮了黑暗的岁月。叛徒的背叛虽然造成了损失，但永远打不垮革命者的信仰，永远割不断军民之间的联系。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