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陕西武功的临时会场里，武汉会战第二次战后检讨会开场。蒋介石的开场白冗长乏味，台下百余位将领却没人敢松懈，大家清楚这场会是要追责，而刀子要砍向谁，从会议议题公布时就已露出端倪。 会议的核心焦点有两个：信阳失守的责任归属，以及江北战场的部署争议。这两个问题，直接把川军将领曾甦元和“小诸葛”白崇禧推到了风口浪尖。坐在会场角落的第45军124师师长曾甦元，他知道自己大概率是要被当成“替罪羊”。 曾甦元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武汉会战中，他率领的124师承担了罗山阻击战的重任，而对面的日军第10师团是实打实的甲种精锐，124师在罗山城外的阵地坚守了整整三天三夜。 战后，124师在罗山阻击战中累计歼敌800余人，自身伤亡却达1200余人，两个团几乎拼光了建制。最艰难的时刻，日军集中炮火轰击阵地，战士们只能躲地道，等日军冲锋再展开白刃战。而当部队弹尽粮绝，侧翼的胡宗南部始终按兵不动、见死不救时，曾甦元才下令撤退，并非溃散，而是有序转移到友军侧翼构筑新的防线，与胡宗南部形成掎角之势。 曾甦元想不通，自己的部队拼到这种地步，怎么就成了“擅离职守”？更让他心寒的是，蒋氏眼中只盯着“撤退”二字，却对胡宗南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 当时胡宗南手握第1军、第78军等中央军精锐，总兵力达5万余人，装备的是德械武器，火炮数量是124师的20倍之多。可当日军一个仅1400余人的骑兵联队绕到防线背后时，这位黄埔嫡系连像样的抵抗都没组织，就带着部队仓皇撤退，直接把信阳拱手让人。 信阳失守的后果有多严重？作为平汉线的关键节点，信阳一丢，日军不仅切断了中国军队的南北联络，还打开了大别山北麓的缺口。而此时，罗卓英率领的19集团军已经星夜兼程赶来增援，距离信阳只有一天路程。 按照原计划，只要胡宗南能坚守24小时，援军一到，那个孤军深入的日军骑兵联队就会被包饺子。可历史没有如果，胡宗南的撤退，让北线防线彻底崩盘，几十万大军的浴血奋战付诸东流。 就在曾甦元等着受死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第45军军长陈鼎勋站了出来。这位性格耿直的川军将领当着全场将领的面拍了桌子，要求追责先追胡宗南！凭什么只让川军背锅？ 陈鼎勋的话戳中了很多非嫡系将领的心声，抗战以来，川军、桂军这些地方部队拿着最差的装备打最硬的仗，功劳却被中央军抢去，过错还要自己承担。 而此前黄埔一期的师长龙慕韩、薛蔚英因失守阵地被处决，而胡宗南作为直接导致战局崩盘的责任人，不仅没受任何处分，反而在不久后升任第8战区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蒋氏见局面失控，赶紧叫停讨论，给了陈鼎勋“撤职留任”、曾甦元“记大过两次”的处分，草草了结了罗山失守的议题。 解决了曾甦元的问题，矛头又转向了白崇禧。很多人指责他“误判日军主攻方向”，把重兵放在大别山南麓，导致北线兵力空虚，让日军第2军四个师团钻了空子。可只要梳理一下当时的战场态势，就会发现这种指责根本站不住脚。 白崇禧接手第5战区时，局面远比外人想象的复杂。当时李宗仁因枪伤复发离职，战区内中央军、桂军、西北军、川军各不相属，谁都不服谁。蒋氏之所以让白崇禧指挥，就是因为他既非中央军嫡系，又在桂军中有足够威望，能镇住场子。 原本日军最初计划兵分两路进攻武汉：北路第2军沿平汉线推进，南路第11军沿长江南岸西进。但蒋氏此前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泛区严重延缓了北路日军的集结速度，使其进攻计划落空。而在白崇禧1938年7月到商城组建指挥部时，南路的日军第6师团已经攻陷潜山，正沿着大别山南麓疯狂西进。 到8月16日白崇禧下达作战命令前，日军又连续拿下太湖、宿松、黄梅，前锋直逼广济，而此时的大别山北麓尚未发生大规模战事。 换作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会把主力放在战事最激烈的南麓。白崇禧将第5战区部队分为三路：李品仙的右翼兵团守大别山南麓，廖磊的中路兵团守东麓，孙连仲的左翼兵团守北麓。这个部署的精妙之处在于，三路大军都依托大别山地形，可进可退、相互策应。而李品仙的右翼兵团，承担了最艰巨的正面阻击任务。 李品仙没让人失望。这位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的将领，在广济战役中采用“层层抵抗、逐次消耗”的战术，把日军第6师团拖在丘陵湖沼地带。根据国民政府战报记载，整个广济战役中，李品仙部共歼敌4000余人，硬生生压制了日军的进攻势头。 白崇禧的部署不仅没错，反而打出了奇效，日军第6师团在南麓被死死拖住，后勤补给线被切断，一度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冈村宁次没办法，只能让第6师团收缩兵力，放弃了200余里的补给线，靠海军沿长江补给才勉强撑了下来。也正是因为南麓打不动了，日军才不得不改变策略，把第2军四个师团调到北麓，走那条他们原本最不愿意走的山路。 武汉会战打到最后，胜负的关键早已不是关键，中国军队需要时间和空间，而这些白崇禧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