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1076年，江宁城外出现了一个骑毛驴的怪老头，他也不讲究穿戴，一身粗布衣裳，顶个破草帽，每天在荒地里转悠。这老头给自己刚盖好的土房子取名“半山园”，理由很简单：离江宁城七里，离钟山顶也是七里，刚好卡在半道上。 要是不知道底细的，准以为这是个落魄的老秀才，但这几间没围墙、看起来像客栈的茅草屋里住着的，是刚刚从大宋宰相高位上退下来的王安石。这一年他才五十多岁，却把自己活成了“断舍离”的祖师爷。 朝廷赏的一堆金银绸缎，他全散给了穷苦百姓，随身带到这里的家当，除了几箱书、一床旧被褥，就剩下那个早逝的儿子用过的一方砚台。 此时的王安石，心里是一片荒凉废墟。外人只道是变法失败让他灰了心，却不知真正把他这颗心撕得粉碎的，是两个最亲近的人。 第一个是把他当成“孔子”捧的吕惠卿，想当年，这人是王安石在基层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曾被寄予厚望，王安石甚至曾用“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这样极高的评价来背书。 可惜，司马光当初那句“此人谄媚阿谀，一旦失势必出卖您”的预言，在这个节骨眼上应验得淋漓尽致。吕惠卿为了防止老师东山再起，直接把两人往来的私信抖落到宋神宗面前，给王安石扣上了“欺君”的帽子。 更绝的是，他还借着郑侠案，把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给整到流放，最后惨死异乡，兄弟俩曾经约定退休后“乘槎泛海”的梦想，还没开始就断了。 这一刀扎得够深，但更要命的打击来自家里，就在搬进半山园的同一年，长子王雱病死了。这孩子是个让人惋惜的天才，五岁时那句“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的机灵劲儿传遍朝野，二十三岁中进士，被称为“小圣人”，更为了父亲的变法大业呕心沥血修撰《三经新义》。 但他太急了，既想帮父亲扳倒吕惠卿，又因为急火攻心搞坏了身子，年仅三十三岁就撒手人寰。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才是王安石递上辞呈、决绝地把朝堂风云关在门外，只愿守着江宁几亩薄田的根本原因。 在这半山园的日子，王安石看似放下了。他没事就在溪边洗洗衣服，路过的书生认出他来，他也不摆架子；遇见乡间姓张的老农，他张口喊“张公”，老头回一句“相公”，他还能乐呵呵地自嘲“咱俩这就差一个字”。这种恬淡背后，是一颗被政治和亲情双重绞杀后剩下的枯心。 可偏偏，在这个荒凉的人生“半途”，他在1084年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苏轼。 这真是一场迟到的和解。当年因为激烈反对变法，苏轼被整得发配黄州啃了四年红烧肉。如今路过江宁，这位昔日的“死对头”竟然特意来看望。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骑着他那头标志性的毛驴赶到江边迎接。苏轼一看自己穿的是便服，慌忙道歉失礼，王安石却大手一挥：“礼岂为我辈设哉！” 两人这一个多月游山玩水，谈诗论道，完全把过去的政治恩怨抛诸脑后。对比那个所谓“接班人”吕惠卿的背后捅刀，苏轼这个曾经的政敌反倒给了王安石最后的一点温暖。临别时，王安石甚至极力劝苏轼在旁边买房做邻居。 苏轼那一句诗“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不知包含了多少相见恨晚的唏嘘。送走苏轼后，王安石那是发自肺腑地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然而，这份洒脱终究掩盖不了他骨子里的执拗。那个在田间地头看似悠闲的“半山老人”，只要一听到朝廷的消息，还是会炸毛。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废除新法，废青苗法时王安石没吭声，废保甲法他也没动静，可一听说连募役法也要废，这个病得快不行的老头急得拍床板：“此法终不可罢！这是我和先帝商议了两年才定下来的，没有任何疏漏啊！”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在病榻上还在给神宗写奏折，念叨着国库和社稷。可惜，神宗病逝，新帝登基，属于王安石的时代彻底落幕。1086年，他在那个简陋的半山园里走到了终点。临走前，他把这座唯一的宅院捐给了寺院，自己是租房子住的。 这一辈子，他富了国，自己却真的做到了“身无长物”。他在钟山脚下入土为安，陪着他的父母，陪着他那个天才儿子，也留下了大宋士大夫最硬的一根脊梁。就连死对头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政见可以不同，但这人品，确实是让谁都没话说的体面。 信源：王安石缘何钟爱江宁府·华西都市报·2021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