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给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曾扩情机票、15两黄金，让他尽快去台湾。可曾扩情却拒绝了，并躲进了寺庙冒充出家人。 1949年的川西平原，枪炮声已隐约可闻。 曾扩情的省党部办公室里，公文纸散落一地，墨水早已干涸——这位当年“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如今连职员的薪水都发不出。 胡宗南的吉普车停在巷口，引擎还在发烫，副官手里的牛皮纸信封里，机票边角被汗水浸得发皱。 当胡宗南的副官把黄金放在八仙桌上时，曾扩情的手指在桌面划过一道裂纹；这裂纹像极了他和蒋介石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那道沟就再没弥合过。 他没碰那包黄金，反而让管家找出一件旧僧袍，领口磨出的毛边蹭着脖颈；第二天清晨，广汉深山的寺庙里多了个“广慈法师”，只是诵经时总忍不住摸向腰间——那里曾别着中正剑。 解放军搜山的脚步声惊飞了檐下的灰鸽，战士推开禅房木门时，正看见“法师”对着一碗猪油拌饭出神；铜磬从案上滑落，在青石板上撞出闷响。 有人说他是怕去台湾后仍是弃子，也有人猜他舍不得蜀地的茶馆和麻将——可谁又知道，那个深夜在佛龛前枯坐的身影，是否真在求一份现世安稳？ 西安事变时，广播里那句“理解兵谏”的表态，或许恰好戳中了蒋介石对“绝对服从”的执念；从此“剿总”政训处处长的位置空了，他的名字再没出现在中枢文件里，连胡宗南的拜年帖都只敢托人转交。 被关押在功德林的十年里，他用粗瓷碗喝粥时总想起寺庙的铜锅。 1959年特赦令宣读那天，他攥着名单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自由，而是终于不用再猜别人的心思。 后来在政协整理史料，他常对年轻同事说：“路选错了，停下来就是进步。” 93岁那年冬夜，他坐在窗边看雪，恍惚还是1924年黄埔招生的清晨，曾拍着胡宗南肩膀说“真本事才是根本”的自己；只是如今，窗外的雪落得安静，像功德林操场上扫不尽的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