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女人故意用英语和辜鸿铭交谈，辜鸿铭没理睬，美国女人冷笑起来：“他连英语都听不懂，怎么配来这高雅的地方！”可当辜鸿铭演讲后，只对那美国女人说了一句话，就让她无地自容。 1910年的上海静安寺俱乐部，水晶灯晃得人眼晕。来的不是洋行大班、外国使节，就是留洋学者、官员，个个端着“国际化”的架子。三十多岁的美国女人穿收腰欧式长裙，卷发梳得像精致的鸟窝，鳄鱼皮手袋在臂弯里晃悠——这是租界里常见的姿态，习惯用“会不会英语”给人贴标签。 她凑到辜鸿铭身边，特意提高音量用英语问：“这里的下午茶是不是从伦敦运过来的？”眼角余光扫过他的长袍马褂，等着看笑话——那会儿不少中国人见了洋人就拘谨，她料定这老头要么结巴，要么装聋。 辜鸿铭正攥着磨得发亮的檀香扇，跟王姓学者聊《诗经》的“风雅”，眼皮都没抬。后来有人问他为啥不回应，他只淡淡说：“跟不懂装懂的人辩语言，掉价。” 这话听着傲，可他有傲的资本。十岁跟着养父赴英，爱丁堡大学文学系毕业，柏林大学啃下哲学，九种外语流利切换，连拉丁文、希腊文版的《荷马史诗》都能随口背。早年在张之洞幕府，外国使节谈判时他不用翻译，英国驻汉口领事私下说：“辜先生比我们还懂西方规矩。” 那天演讲主题是“中西文化的互补”。原定的英国教授讲了十分钟就被打断，台下喊：“你懂中国文化吗？”有人提议让辜鸿铭上台，几个外国人嘀咕：“穿长袍的能讲出什么？” 辜鸿铭走上台，没拿稿子，开口就是伦敦腔：“柏拉图说‘洞穴里的人看到的只是影子’，《论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的‘自由’是凿墙看光，中国的‘仁恕’是给光留扇窗，本就不是谁高谁低。” 四十分钟里，从莎士比亚的悲剧聊到《红楼梦》的人情世故，拿欧洲宗教改革对比科举制度。台下外国人的钢笔在本子上跳，刚才撇嘴的英国教授，此刻手指敲着桌面打拍子。 掌声停了，辜鸿铭走到美国女人面前。她手袋攥出褶皱，强笑道：“先生英语真好。” “夫人刚才说我听不懂英语，”辜鸿铭声音不高，却像针尖挑破气球，“我当时在想梭罗的瓦尔登湖——他说‘我们大多数人过着平静的绝望生活’。您用英语划分‘高雅’，不就是用语言给自己筑牢笼？” 美国女人的脸从白到红，踩着高跟鞋匆匆离场，连侍者递来的披肩都没接。 后来北大课堂上，学生问：“您留辫子、穿长袍，却用洋文讲国学，是不是标新立异？”辜鸿铭反问：“你们剪了辫子，心里的辫子剪掉了吗？” 那会儿的租界，“会不会英语”像块敲门砖。有人夹着英文单词装“高雅”，有人见了洋人就矮三分。 可辜鸿铭偏不。他用九种外语当钥匙，打开西方文化的门，再转身说：“你们的月亮圆，我们的也不缺角。” 真正的“高雅”，从来不在语言标签里，而在能容下瓦尔登湖的心境里，在敢拿《诗经》对话柏拉图的底气里——就像他那把檀香扇，磨得发亮的不是木头，是见过世界后依然挺直的腰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