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郭沫若与胡适，高下立判！ 这事儿得从1948年说起。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改朝换代的前夜，乱得一塌糊涂。就在那年春天，香港的一本《自由丛刊》上，悄没声地登了一封信。写信的是郭沫若，收信的是个叫张德修的印尼华侨。 为啥说它重要？因为在咱们以往的印象里，郭沫若骂胡适，好像都是建国后为了政治任务才骂的。但这封信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早在1948年2月，郭沫若就已经跟胡适彻底翻脸了，而且骂得那是相当难听，直接掀了桌子。 咱们先看看这信的背景。那时候郭沫若在香港，日子过得紧巴，主要搞反蒋宣传。印尼泗水有个“文化服务社”，负责人张德修给郭沫若汇了一笔钱，港币一千九百三十四元五角。这有整有零的数字，都是海外华侨省吃俭用凑出来的。 郭沫若回信先是客气了一番，说钱收到了，交给组织统筹了。但紧接着，话锋一转，杀气就上来了。他在信里直接引用了张德修的话，把当时的华人社会分成了两派：“中华民国国民”与“中华帝国臣仆”。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要么你站中国人这边，要么你站美国人那边当奴才。郭沫若那是相当认同这个观点，他手里的笔跟刀子一样，直接戳破了当时的一层窗户纸。他说现在的局面，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也是人民与臣仆之争。他还特意补了一刀，说所谓的“中华帝国”，其实就是“中美帝国”。 你看，这就是郭沫若。他看问题，从来不跟你绕弯子，一眼就看到了骨子里。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干嘛？为了打内战，把海陆空军事基地都卖给美国人了，连教育文化都仰仗着“金发碧眼之法利赛人”。郭沫若在信里痛斥，说连爱新觉罗、袁世凯都不敢干的事儿，现在的当局竟然“恬然悍然而为之”。 就在这种国家都要被卖光的节骨眼上，胡适在干什么？ 这也是郭沫若在信里最愤怒的地方。他甚至没给胡适留一丁点面子，直接用了最狠的词儿。他在信里写道，胡适这个人“学无功底，侥幸成名”。这还不算完，他接着骂胡适是“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 这骂得可太重了。李斯赵高那是啥人？那是亡国的奸臣。郭沫若为啥发这么大火？难道是因为私人恩怨？ 很多“胡粉”喜欢拿那个“亲吻事件”说事儿。那是1923年，年轻时候的郭沫若和胡适喝多了，郭沫若借着酒劲儿亲了胡适一口。那时候他们确实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你得明白，成年人的绝交，从来不是因为饭桌上的那点小事，而是因为路走岔了。 在这封1948年的信里，郭沫若道出了原委。当时发生了著名的“沈崇案”，美兵强奸北大女生。全中国都在愤怒，学生都在抗议。可被尊为“青年导师”的胡适呢？他居然在替美国人洗地，多方开脱。郭沫若在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这是“媚外取宠”，为了竞选副总统，不惜揭去“自由主义者”的假面具，去讨好蒋介石，去讨好美国人。 郭沫若在信里下了个结论，说胡适这种行为是“贻误国族，有玷士林”。 咱们平心而论，这四个字，胡适担得起吗？我觉得担得起。 当年的局势，老蒋大势已去，还在疯狂屠杀人民。郭沫若在信里非常清醒地预言：“胜利必属于人民，今日已成定局，为期当不出两年。” 事实证明，郭沫若的眼光毒辣得很，不到两年，新中国就成立了。 而那个时候的胡适，还在高唱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调调。郭沫若就烦他这种假惺惺的“理中客”。郭沫若觉得，只要是合乎人民利益的，就是善；反人民的，就是恶。这就叫“理甚易明，善甚易察”！都什么时候了，老百姓都被屠杀了，国家主权都丢了，你胡适还在那儿装糊涂，还在那儿劝大家要“容忍”，这不是“乡愿贼德”是什么？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在这封信写完后的一个月。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胡适在那儿力排众议，非要提名郭沫若当院士。有人说郭沫若反政府，不能选。胡适还站出来装大度，说我们要讲学术独立，不要管政治立场。 这事儿后来被很多人拿来吹捧胡适，说你看胡适多有雅量，郭沫若骂他那么狠，他还选郭沫若。反过来显得郭沫若小肚鸡肠。 这种看法简直就是肤浅之尤！ 胡适那是真大度吗？他那是为了维持他所谓“自由主义宗师”的人设。他在给王世杰的信里早就透了底，说郭沫若要办刊物骂他，他不怕骂，但也不想让政府给郭沫若送子弹。这说明啥？说明胡适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跟郭沫若已经是两个死敌了。 郭沫若在乎那个院士头衔吗？压根不在乎。那时候的郭沫若，眼里看到的不是什么学术圈的虚名，而是“顺民者昌，失民者亡”的历史铁律。他看不起胡适，不是因为胡适学问不好，而是因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胡适选择站在了即将崩塌的旧世界那一堆，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但在关乎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郭沫若比胡适站得高，看得远，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那封1948年的信，就是最好的铁证。它像一枚钉子，把那段历史钉得死死的，谁也翻不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