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个妇人在一家医院去世，无人替她收尸。过了几天，她的一个朋友看着遗体说：你居然是这个下场！ 王右家这个名字，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化圈曾像一杯加冰的威士忌——清冽，显眼，带着洋派的甜香。那时她刚从芝加哥音乐学院毕业，收腰洋装的腰线比乐谱上的音符还利落，在大光明戏院和导演谈剧本时，指尖会无意识敲出贝多芬《月光》的节奏。 1936年嫁给政治学者罗隆基，五年后因“书架上的书永远摆不到一起”和平分手；再嫁富商唐季珊时，她穿着定制旗袍参加慈善晚宴，身边是讨论航运和房产的商界名流，而她转身就能给青年画家递上装着法币的信封——那些被她资助过的人，后来在日记里写她“疏朗得像没关紧的窗”。 1949年唐季珊去香港时，她留在了上海。是真的没来得及，还是潜意识里不愿离开？四十多岁的女人，抽屉里还锁着和罗隆基的合影，旗袍的盘扣磨出毛边却依旧合身，她总觉得“日子会像从前一样转回来”。 50年代初，洋房被征用那天，她站在法租界后街的旧楼前，手里攥着仅剩的一串珍珠项链——后来这串珠子换了三袋米。她去出版社自荐英文翻译，接待员扫过她档案上“复杂人物”的批注，眼神像冬天的玻璃窗；去文化馆申请讲员，对方问“能讲工农兵故事吗”，她张了张嘴，那些关于贝多芬的词句卡在喉咙里。 朋友说她“太犟”，其实她只是没学会低头。曾经登门喝茶的老同学遇见她，点头就走的速度比黄包车还快；她却在春节时，在狭小的厨房给自己煮白粥，倒半杯兑水的酒，对着空墙说“敬过去的月光”。 她的五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还有母语中文和一点俄语——在那个年代成了看不见的枷锁。文化圈的“西化气质”不再是光环，反而成了“需要改造”的注脚；曾经资助他人的善举，在档案里简化成“与资产阶级有往来”。社会像一张筛子，把她的学识、人脉、过往的风光，一点点筛成了太平间里无人认领的白布。 1965年罗隆基在北京病逝，她托人寄去的信石沉大海。信里写“曾是至交”，却忘了——至交也会被时间和时代冲散。她一生两段婚姻，一个给了学界的理想，一个给了商界的现实，最后发现，理想和现实都没能在弄堂的寒风里给她留个座位。 太平间的老朋友认出她时，突然想起1937年那个雪夜，她在淞沪舞厅募捐，穿着银色舞裙站在台上，声音清亮得能穿透爵士乐：“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此刻，她躺在冰冷的铁床上，连块盖脸的白布都要等一个偶然路过的旧识来递。 那句“你居然是这个下场”，更像一声叹息——不是叹她输了，是叹那个曾在咖啡馆讨论贝多芬的女人，最后连杯热粥都喝不踏实；叹那些被她帮助过的青年，后来或许成了画家或演员，却没人记得弄堂里有个会五国语言的老太太，在春节喝着兑水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