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妓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那沓钱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旧纸币特有的灰黄，老鸨看都没看，直接用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推了回去。屋里弥漫着廉价胭脂和熏香混在一起的甜腻气味，窗外的上海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夜雨，霓虹灯在水渍斑驳的玻璃窗上晕开一片模糊的红绿。 姑娘叫小菱，躲在张伯驹身后微微发抖，手指捏着他灰色长衫的一角，捏得指节发白。她不过十七八岁模样，眉眼清秀得与这地方格格不入，眼神里那种绝望的清澈，像快要干涸的井里最后一点反光。张伯驹能感觉到她的颤抖透过衣料传过来，细微得像秋叶落地。 老鸨慢悠悠地吸了口烟，吐出的烟雾让她的脸在昏黄灯下显得模糊又锐利。“张爷，您是个体面人，懂规矩。”她声音不高，却像冰碴子，“小菱是清倌人，我养她三年，教她识字弹琴，不是白养的。这一沓钱……买她身上这件衣裳都不够。” 张伯驹没说话。他清楚这世道的规则，在这种地方，“清白”二字不是保护，反而是更值钱的筹码。老鸨等着把这份“清白”卖个惊天高价，或许是给某个富商做妾，或许是别的用途。他今天带的钱，在普通人眼里是巨款，在这销金窟里，却连敲门砖都算不上。 小菱忽然抬起脸，眼泪无声地往下淌，却没哭出声。“先生，”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不是要您赎我……我爹去年死在码头，娘病着，弟弟才十岁。他们说我若不来，就把弟弟卖去……”她说不下去了，整个人佝偻下去，像被风雨摧折的芦苇。 那一刻张伯驹想起许多事。想起自己收藏的那些古字画，一掷千金只为换得片纸残卷；想起文人雅集上的高谈阔论，救国救民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她的苦难与绝望，却抵不上老鸨眼里那点待价而沽的“投资”。 他忽然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力。三十七岁，世家子弟，在文化圈里有些名声，自以为能救风尘、解危难，真遇到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现实，才发现自己天真得可笑。这不是戏文里的才子佳人，这是活生生的买卖，是人被明码标价、尊严碾成粉末的生意。 老鸨见他沉默，语气稍缓，却更透着算计：“张爷若是真怜惜她，不如这样，下个月李老板要来，他最喜欢小菱这种读过书又会弹琴的。到时候您若能来捧个场，竞价时抬抬手，让小菱的身价再高两成……事后我分您一成利，如何？”她说这话时眼睛亮得吓人，仿佛在谈一笔再寻常不过的买卖。 张伯驹胃里一阵翻搅。他看向小菱，姑娘已经不再流泪，只是呆呆地望着地面某处虚无，仿佛灵魂已经抽离了这具年轻的躯壳。他知道，自己今天若转身离开，这姑娘的命运便彻底定了，成为某个富商笼中的金丝雀，或者更糟。 那一夜张伯驹最终没有带走小菱。他走出那栋小楼时，雨下得更大了，黄包车夫在巷口打着盹等他。坐进车里，他回头望了一眼，二楼那扇窗还亮着灯，隐约有个单薄的身影立在帘后。 后来听说，小菱到底还是被那位李老板买走了，价格高得成了当时小报的花边新闻。再后来，战乱四起，音讯全无。张伯驹继续他的收藏生涯，保护了不少国宝字画免遭战火，史书留名。只是偶尔夜深人静，铺开某卷古画时，他会莫名想起那双捏着他衣角的、指节发白的手，想起那声轻得像叹息的“先生”。 那个时代啊，多少人自诩风骨，却对眼皮底下的苦难视而不见。救一张古画是千秋功业，救一个人却往往无能为力。或许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个人的悲欢太微不足道；可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构成了时代最真实的底色。风雅与苦难，收藏与买卖，体面与苟且，这些看似对立的东西，在1935年湿冷的春夜里，在那间弥漫着廉价脂粉气的房间里，纠缠得难分难解。 多年后张伯驹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段话：“吾一生护宝，常自诩守护文明薪火。然中年一事，常萦绕心头：文明者，非仅金石书画也。人不得保全，文物纵存，其精神已失大半。”可惜这段话，当年那个叫小菱的姑娘，永远看不到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