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邓子恢向毛主席提出支持“包产到户”的建议，毛主席说：“你怎么又动摇了？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 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刚从三年困难走出来，那时候人民公社里的问题挺多，平均主义让大家干活没啥劲头。农民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上不去，国家恢复经济也费劲。1960年夏天，刘少奇让邓子恢带队去江苏、河北、山西、安徽转转，看看实情。邓子恢他们走了不少地方，踩着泥巴路，聊出公社太大，穷富队拉平后谁也不爱卖力干。基于这些，他们搞出份公社管理条例，建议按生产队算账，缩小点规模。这后来成了1961年广州工作会议上农村政策的蓝本，毛主席在那会上还点名说邓子恢在农村事上看法对头。 会议散了，邓子恢赶紧带人去广东和福建钻进去，开会听意见，田头食堂农家到处跑。回到龙岩老家一看，集市冷清，农民没多余粮也没闲钱，他就提了放开点自主经营和市场流通。几个月后再去，政策落地了，集市热闹起来，农村经济有点起色。1961年夏天，有些地方农民自己试着把产量跟自家挂钩，安徽当涂县这么一整，粮食收成就上去了，因为收益直接到手，过去那种磨洋工的毛病少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完，中央开始反思农村路子，邓子恢把各地情况攒成报告，直说这种办法能把集体和个人好处捏一块，不算啥资本主义路子。 报告里邓子恢写得直白，土地集体所有，干部党管，军队在手，搞这个怎么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工业上责任制行得通，农业田间管理为啥不行，这不碰根本制度，跟集体经济不打架。1962年7月，邓子恢直接找上毛主席，把想法摊开，还比方工业责任制，农业也能这么来。毛主席没买账，反问他怎么又晃荡了，这种产量到户的玩意几千年了，还要再来？要是真搞，不几年就出雇工娶妾的事儿。毛主席还拉波兰例子，说人家搞自由化都不敢散合作社，批评邓子恢思想松动。 这事没就这么完，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摆到桌面。毛主席当着各大区书记问，大家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点出有人全国推产量到户，甚至土地到户。他提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那边，试了半年农村就分出三六九等，贫中富各三分之一，卖地放高利贷的冒头了。毛主席说形势没那么扁，下面同志还说有希望。紧跟着讲阶级斗争，这次单干风这么猛，根子就在阶级问题上。9月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把这跟反修防修绑一块，说农村地富残余还在，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苗头。邓子恢会上做了检查，这场农村政策拉锯以反对包产到户为主导收尾。 邓子恢和毛主席的看法，本质上是从不同角度琢磨社会主义农村路子。邓子恢盯着农民积极性，觉得包产到户治平均主义，是在集体框架里改进，让地里多出粮，农民多落点实惠。毛主席更在意社会主义根基稳不稳，把人民公社当农村命根子，担心包产到户表面责任制，实际散集体力量。那时候中国工业化得靠农村出人出粮出资源，集体化才能攒起来，要是户户单干，工业底子就没了。毛主席的顾虑有道理，社会主义刚站住脚，农村穷户占三分之一，没集体兜底，这些人日子难过。小农经济几千年教训深，土地兼并两极分化老毛病，他怕新路子又拐回去。 邓子恢深扎农村挖问题，对责任制的摸索，给后来农村调整攒了经验。毛主席守住共同富裕底线，警惕社会主义折腾，为工业化铺路，也为后头脱贫留集体底子。这争论说白了，是社会主义建设里效率和公平怎么平衡，制度根基怎么守又怎么试。探索从来就是在问题堆里找路，在坚持中求变。农村政策那几年，反映出国家从困难中爬坡，干部们各有角度，但目标都是让农业稳住，让农民过好点。 农村事儿接地气，说到底是农民吃饭问题，国家发展根基。1962年那会儿，干部们为这争，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的认真。邓子恢调研实干，毛主席大局把控，各有贡献。没这分歧，后头路子或许没那么稳。探索社会主义，从来不是直线，弯弯绕绕中前进。农村政策教训，提醒效率公平并重，集体个人结合好，国家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