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祥起义后，3次申请入党未能如愿，贺龙大怒：他把军舰都开来了 邓兆祥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海军的血泪史。 1914年，11岁的邓兆祥想进黄埔海校。学校规定要14岁才能考，他长着一张娃娃脸，考官一看就不信。这时候，小邓兆祥那股子机灵劲儿就出来了，他大声喊：“我叫邓兆祥，邓世昌的邓！” 考官逗他：“知道邓世昌是谁吗？” 他张口就来：“北洋海军致远舰管带，甲午海战的民族英雄！” 就这一嗓子，把考官震住了。这孩子心里有火，有对海军的一腔热血。 后来他去公费留学，选的还是当时世界海军最强的英国。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拼了命地学。 可技术再好，救不了烂透的根子。 他在日本学习期间，教官带他们去看上野公园。那儿陈列着什么？甲午战争日本俘获的中国“镇远”、“靖远”两舰的铁锚和锚链。 那是赤裸裸的羞辱，是钉在中国海军心口上的刺。那一刻，邓兆祥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国家，海军就是漂在水上的浮萍，再好的技术也只是让人宰割的肥肉。 抗战胜利后，英国人送给国民党一艘轻巡洋舰，也就是后来的“重庆号”。舰长必须得是英国留学的、还得开过大船。挑来挑去，也就邓兆祥够格。 1948年辽沈战役，蒋介石急了眼，把“重庆号”调到葫芦岛，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坐镇，用舰上的152毫米重炮猛轰塔山、高桥的解放军阵地。 那是真打啊，一炮下去地动山摇。后来解放军4纵副司令员胡奇才见了邓兆祥，还半开玩笑地抱怨：“你一炮毁了我一个连！” 可这事儿有隐情。 当时邓兆祥在舰桥上，抽着烟斗，看着同胞自相残杀，心里那个痛。他琢磨了一下，转头忽悠桂永清：“司令，这块水太浅了，再打下去船要搁浅，咱们得退远点。” 桂永清一听要搁浅，吓得赶紧同意。于是，“重庆号”退到了射程极限之外，后面的炮弹，基本都在放空炮。 这事儿后来胡奇才知道了，大笑着说：“得亏你‘假打’，要不然我们真吃不消！” 如果说“假打”是良心未泯，那起义就是孤注一掷。 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成了废纸，舰上的水兵连碗阳春面都吃不起。邓兆祥彻底失望了。1949年2月，当舰上的地下党组织发动起义时，这位舰长没有丝毫犹豫，毅然走进了驾驶室，亲自掌舵。 为了避开美国第七舰队的盘查，他在经过青岛海域时，特意让军舰向外海偏移。他不解释，直到大家看到美国军舰的影子，才明白舰长的良苦用心。 2月26日，“重庆号”抵达烟台解放区。毛主席高兴坏了，直言：“重庆号是一艘不得了的大舰啊！” 蒋介石那边则是气急败坏，下了死命令：要么抓回来，要么炸沉，谁炸沉奖大洋10万！ 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保住海军的火种，中央批准“重庆号”在葫芦岛自沉。 看着心爱的战舰缓缓沉入水底，邓兆祥和水兵们抱头痛哭。没了船，海军还算什么海军？ 这时候，贺龙来了。 他看着哭成一片的官兵，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要说宝贝，在座的诸位才是宝贝哪！有诸位做骨干，就更容易办海校、建海军！” 这一席话，给了邓兆祥重生的希望。他擦干眼泪，发誓要为新中国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强大海军。 建国后，邓兆祥干得很卖力。创办快艇学校、担任北海舰队副司令，1955年授衔开国少将。 但这中间，有个心结一直没解开。 从1959年开始，他先后三次申请入党。结果呢？次次被打回票。 原因很“奇葩”，也很现实。舰队党委的评价是：此人贯彻方针时谨言慎行，开会很少发言，不暴露思想，政治态度不明朗，工作谨小慎微，缺乏主动性。 转机出现在1964年。 那天，海军在青岛搞大比武，贺龙去视察。在那儿，他看见了北海舰队司令员刘昌毅，随口问了一句：“邓兆祥的组织问题解决没有？” 刘昌毅面露难色：“还没有”。 贺龙一听，脸色立马沉了下来。他太了解邓兆祥了，也太了解这些老实人了。他当着众人的面，替邓兆祥鸣不平： “人家把那么大一条军舰都开过来了，我们还有什么不相信人家的？算起来，他已经申请入党五六年了，为何还不解决呢？” 一旁的肖劲光大将也赶紧表态：“北海舰队要统一思想，尽快写报告。” 刘昌毅这才吐露实情，说大家都觉得邓兆祥平时不说话，看不透。贺龙笑了，语重心长地教导大家：这是思想僵化！加入了人民队伍，就是一家人，不能用老眼光看人，海军建设离不开这样的专业人才。 有了贺老总的“雷霆一怒”和亲自背书，1965年7月，62岁的邓兆祥终于光荣入党。 邓兆祥这一辈子，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浇灌在了大海上。 但他晚年总有一个遗憾：虽然去过大西洋、印度洋，却没去过咱们自己的南沙和西沙。 1996年，93岁高龄的邓兆祥终于登上了西沙群岛。老将军激动得像个孩子，亲手种下了一棵椰子树，还把自己的藏书送给了守岛官兵。他对那个负责浇水的小战士说：“我栽树，你管理，一定要让这棵椰子树在西沙长得根深叶茂！” 他把自己对这片蓝色国土最后的眷恋，都寄托在了那棵树上。 1998年，邓兆祥老将军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