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老村医，谁来接班？ 村头的卫生室，是王桂兰医生坚守了四十五年的阵地。今年她满七十，鬓角的白发比卫生室墙上泛黄的健康档案更密，老花镜后的眼睛，看处方单时要凑得极近，可只要村民敲门喊一声“王大夫”，她依旧能撑起身子，摸起听诊器就出诊——哪怕走田埂时，脚步已不如从前稳健。 四十五年里，王桂兰从青丝少女变成了全村人的“健康靠山”。村里的孩子大多是她接生的，老人的高血压、妇女的常见病、农户的跌打损伤，她都了如指掌。没有气派的诊室，只有两张旧病床、一个药柜和一台用了十几年的血压计；没有丰厚的收入，每月的补贴刚够维持卫生室运转，可她从没收过村民一分“辛苦费”，遇到家境困难的，连药钱都悄悄垫付。有人劝她退休享清福，她总摇头：“村里老老小小习惯找我了，我走了，他们看病咋办？” 这话，戳中了乡村医疗最尴尬的痛点——老村医守得住岁月，却守不住传承；村民离不了老大夫，却等不来接班人。 王桂兰不是个例。在广袤的乡村，像她这样年过六旬、甚至七旬的老村医，还有千千万万。他们是农村三级医疗网络的“神经末梢”，是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基石，可如今，这批“赤脚医生”的后代，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年轻人不愿来，来了也留不住，成了乡村医疗传承的死结。 为什么留不住人？答案藏在现实的褶皱里。村卫生室地处偏远，条件简陋，无论是诊疗设备还是学习机会，都远不及城镇医院；收入微薄，除了基本补贴，几乎没有额外收入，难以支撑年轻人安家立业；社会认可度不高，“村医”听起来不如“医生”体面，不少年轻人觉得这份工作“没前途”，宁愿在城市里做护工、跑外卖，也不愿回村行医。更关键的是，乡村医疗的专业性提升空间有限，长期面对的多是常见病、慢性病，年轻医生难以积累临床经验，技术难以精进，久而久之便没了坚守的动力。 有人说，现在交通方便了，村民可以去乡镇医院、县城医院看病。可只有农村人自己知道，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突发急症的村民来说，村卫生室的意义，是“救命的及时雨”。去年冬天，村里的独居老人李大爷深夜突发心梗，是王桂兰顶着寒风上门，及时喂药、吸氧、联系急救车，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农忙时节，村民在田里摔伤、中暑，一个电话，她背着药箱就往田埂跑，免去了往返乡镇医院的奔波。对于村民而言，老村医不仅是医生，更是一份心安——这份心安，是再多的远程医疗、再便捷的交通，也无法完全替代的。 王桂兰也试过找接班人。前几年，她托人联系了邻村一个学护理的小姑娘，小姑娘来了不到半年就走了，临走时说：“王大夫，我敬佩您，但我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我想有更好的发展。”后来，乡镇卫生院派来过年轻医生轮岗，可轮岗期一到，没人愿意留下。看着空荡荡的诊室，王桂兰心里不是滋味，她开始趁着身体还能动，把村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常用药品的用法用量，一笔一画记在本子上，生怕自己哪天走不动了，后续来的人接不上手。 其实，乡村医疗的接班难题，早已不是“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关乎亿万农民健康福祉的社会命题。老村医的坚守，是一代人的责任与情怀，可情怀终究不能替代现实——要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既要“筑巢引凤”，也要“留人留心”。 政策的扶持，是破解困境的关键。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乡村医疗的投入，改善村卫生室的诊疗条件，提高村医的薪酬待遇和社会保障，不少地方推出了“村医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医计划”，为乡村医疗注入新鲜血液。但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更精准、更细化：比如，建立村医职称评定通道，让年轻村医有上升空间；完善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年轻村医到上级医院学习，提升专业能力；加大对乡村医疗的宣传，让更多人了解村医的价值，认可这份职业的意义。 除了政策支持，更需要年轻人的担当与热爱。乡村的舞台，或许没有城市的繁华，却有着最真挚的信任与依赖；村医的工作，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能在平凡中守护一方安康。就像王桂兰说的：“当村医，挣不了大钱，但看着村民健健康康的，心里比啥都踏实。”这份踏实，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给不了的，也是乡村医疗传承最珍贵的精神内核。 如今，王桂兰依旧每天早早打开卫生室的门，整理药品、接待村民、上门出诊。她的药柜里，依旧放着村民们常用的感冒药、降压药，墙上的健康档案，又新增了几页。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守多久，也不知道接班人何时会来，但她始终相信，总会有年轻人愿意接过她手中的听诊器，沿着她走过的田埂，继续守护村里的老老小小。 70岁的老村医，盼的从来不是自己的退休生活，而是有人能接过这份责任，让乡村卫生室的灯光，永远为村民亮着。谁来接班？答案，藏在政策的温度里，藏在年轻人的选择里，更藏在每一个渴望守护乡村健康的初心与坚守里。乡村需要老村医的情怀，更需要年轻一代的传承——唯有如此，乡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才能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