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意外的是，他怀孕的妻子竟然带着女儿，冒死来到泰州并向日军司令提出：“我来取回我丈夫的头颅。”1941年的6月，泰州城里盘踞着刚打完胜仗、杀红了眼的日军，指挥官南部襄吉正是那个割走陈中柱头颅的人。甚至有人搬出了“关公也是无头尸下葬”的典故来安慰她，让她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别去送死，但王志芳心里清楚，丈夫生前连威逼利诱都不怕，曾在报纸上公然号召“枪口一致对外”，若是身后落得个身首异处被敌人炫耀，那才是对他最大的侮辱。通往泰州的路上全是岗哨，王志芳带着女儿，一身泥水地混进了城，她没有直接去撞日军的枪口，而是找到了曾经的闺中密友谢淑清。这是一个尴尬的会面，谢淑清的丈夫秦庆霖已经降敌，成了“皇协军”的一员，昔日同窗如今却因战争站在了对立面。看到王志芳那狼狈又坚定的模样，谢淑清沉默了，她默默翻箱倒柜，找出一件压箱底的绸缎衣服让王志芳换上。这不仅是体面，更是给即将见面的敌人一个信号：站在你面前的，是正规军中将的夫人，不是可以随意打发的难民。通过翻译徐鹏举的传话，日军那边回信了，只有四个字：“叫她来拿”。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圈套，或者一种高高在上的戏弄。第二天一早，王志芳真的去了，没有陪同，没有武器，只有一个大肚子孕妇手里牵着一个六岁的女孩。街道两旁的日军哨兵端着刺刀，泰州的百姓远远地停下脚步观望，她在那一道道黑洞洞的枪口注视下，一步步走进了南部襄吉的司令部。南部襄吉大概也没想到，那个让他损兵折将、甚至需要纠集五路大军才勉强围剿的“陈中柱”的妻子，竟敢真的只身赴会，大厅里，他命人将那个早已准备好的木盒子摆在案上。王志芳走上前，当着所有日军官兵的面打开了盒子，那是一股刺鼻的药水味混合着血腥气，丈夫那张熟悉的脸就在里面，头发上甚至还凝结着暗红色的血块。她没有昏倒，甚至没有流泪，只是确认无误后，“啪”地一声合上了盖子。那一刻，南部襄吉的态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或许是被这女人的胆色震慑，又或许是想展现所谓的“武士道风度”，他搞了一个虚伪而隆重的仪式，指着盒子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是两个国家，各为其主。我崇敬他的英勇……希望你肚子里是个男孩。”王志芳没有回话，没有道谢，甚至没有看那些列队行礼的日本士兵一眼，她抱起那只装有丈夫头颅的木箱，转身就走，在她身后，是满屋子神色复杂的侵略者。回到根据地后，王志芳请人拿来针线，在河边把丈夫的头颅和躯干重新缝合在一起，这一幕震动了周边的百姓，大家自发凑钱，甚至有些农民把家里备着的寿材都拿了出来，终于给陈中柱换上了一口像样的棺木，下葬的时候，只有黄土落在棺盖上的闷响，那是无声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