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女知青傅索安跑到苏联当特工，还帮苏联杀了一个大叛徒，谁知6年后，她却用血在墙上写下“悔”字，而后自杀！ 1968年的冬天，中苏边境的雪下得没边没沿，傅索安裹紧军大衣，脚踩在没过膝盖的积雪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她回头望了眼身后的白桦林，心里清楚，从跨过这条界河开始，天津那个有暖炉、有母亲炖肉香的家，就再也回不去了。 谁能想到，这个1949年出生在天津知识分子家庭的姑娘，会走到这一步。傅索安打小就是街坊眼里的“尖子”，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校服总是洗得发白却笔挺，书包里常年装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父亲是医院的外科医生，总爱摸着她的头说“安安要做个有骨气的人”；母亲是翻译，教她念俄文诗，说“语言是桥，不是墙”。可1968年那场席卷一切的风暴里，这“桥”竟成了她命运的岔路口。 下乡插队的日子苦得像嚼黄连，傅索安却从没叫过屈。白天在田里割稻子，手掌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给队里写宣传稿，字里行间全是年轻人的热血。直到那天，她被卷入一场莫须有的“特务案”，为了自保，也为了心底那点被现实挫伤的傲气，她抱着“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念头，偷偷越过了边境。 苏联人知道她懂俄文，又机灵，把她送进了克格勃的特训营。第一次实弹射击，她手抖得差点把枪扔了，教官用生硬的中文骂“懦夫”，她咬着牙练到虎口开裂，最后成了同期学员里枪法最准的一个。1971年，她接到第一个任务——刺杀一个从苏联叛逃到西方的“大叛徒”。 行动在维也纳的一个雨夜进行。傅索安穿着红色连衣裙，高跟鞋踩在积水里，像朵带刺的玫瑰。目标出现时，她心跳得像要炸开，可想起特训营里那些不眠的夜晚，想起自己再也回不去的家，手指还是稳稳扣动了扳机。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她没觉得痛快，只闻到雨水里混着的血腥味，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苏联人给她授了勋，可她夜里总做噩梦，梦见天津的老胡同，梦见父亲举着手术刀的手，梦见母亲教她写“家”字时说“宝盖头就是屋顶，下面的‘豕’是家里的人，少了谁都不算家”。 1974年的秋天，傅索安被派到东德执行任务。住在一个带阁楼的小公寓里，窗外有棵老橡树，叶子黄了又绿。那天她整理旧物，翻出母亲给她绣的手帕，上面绣着朵玉兰花，是天津的市花。她突然就垮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 第四天清晨，房东发现她时，人已经没了气。墙上用鲜血写着个大大的“悔”字，笔画歪歪扭扭，像个初学写字的孩子。旁边还歪歪扭扭写着行小字：“妈，我想回家，可找不到路了。” 后来有人说，傅索安死的时候，怀里还揣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是她18岁那年在天津照相馆拍的，梳着麻花辫，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背景是照相馆里那幅“劳动最光荣”的宣传画。 那年的雪，好像比1968年的更大，把边境的界河冻得结结实实，却冻不住一个姑娘用血写在墙上的悔恨。她以为跨过界河能找到出路，最后却发现，最该走的路，早在转身的那一刻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