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了副总理，给自家捞过一分钱好处没？” “他走了，连个灵棚都容不下吗？” 就这两句话，掷地有声。问话的，是当年大寨的“铁姑娘”郭凤英。 1986年3月，山西大寨的风还裹着刺骨的寒意，村口老槐树下刚搭起的简易灵棚，蓝布遮顶，木板架着一张黑白遗像，照片上的人面容黝黑、笑容朴实，正是大寨人的“永贵大叔”——陈永贵。几名县干部踩着冻土赶来，身后跟着扛工具的工作人员，语气生硬地通知村民：“赶紧拆了，影响不好，不符合规定。” 话音未落，郭凤英就攥着拳头冲了上来，她头发花白，双手布满老茧，身上还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梗着脖子把两句话砸在众人面前，眼神里的愤怒与委屈，让在场的人都不敢应声，连风都仿佛停了下来。 郭凤英不是随口发问，这两句话里，藏着她跟着陈永贵战天斗地十几年的亲眼所见，藏着大寨人对陈永贵掏心掏肺的感恩，更藏着一个普通农民对“公道”最朴素的坚守。今年50多岁的郭凤英，是大寨“铁姑娘队”的核心成员，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洪灾，七成房屋被冲垮，梯田被泥石流掩埋，全村人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是陈永贵带头喊出“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两只手”，而18岁的郭凤英，跟着其他姑娘们挽起裤腿、扛起锄头，和男社员一起修田埂、垫土地、挖水渠，白天在工地上啃窝头、喝冷水，晚上睡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血泡，却从没喊过苦。那些年，她看着陈永贵天天泡在田埂上，比任何社员都干得卖力，看着他把大寨从“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村，变成能上交公粮、能让村民吃饱饭的模范村，也看着他从大寨的领头人，一步步走进中南海，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却从来没变过农民的本色。 没人比郭凤英更清楚，陈永贵当副总理，是真的“当官不发财”。1975年，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可他的户口依旧留在大寨，挣的还是大寨中等劳力的工分，每月中央给的36元补助、山西给的60元补贴，就是他在北京的全部生活费。他在北京住的是普通宿舍，没有特供住房，没有专车接送，每天上下班要么步行，要么坐公交车；穿的还是大寨的粗布衣裳，头上依旧裹着白毛巾，抽的是三毛钱一包的劣质烟，连开会时喝的茶水，都要自己付两毛钱。有一次，郭凤英跟着大寨代表团去北京看望他，发现他的宿舍里没有像样的家具，餐桌上摆的还是窝头、咸菜，和在大寨时一模一样，她忍不住问：“永贵大叔，您当了副总理，怎么还过这日子？” 陈永贵笑着摆手：“我是农民出身，住惯了土坯房，吃惯了粗茶淡饭，当官不是为了享福，是为了多为老百姓干事。” 陈永贵对自己“抠门”，对家人更是“苛刻”到不近人情，这一点，郭凤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的二儿子陈明善在部队表现优异，部队准备提拔他当干部，陈明善写信给父亲求助，陈永贵却直接给部队发去电报，坚决反对：“不能搞特殊，按规定来，我儿子不能例外。” 最后，陈明善当了一辈子普通工人；山西当地政府偷偷把陈永贵全家的户口迁到北京，想让他家人沾点光，他得知后大发雷霆，硬是把户口迁回了大寨；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大寨的普通社员，靠自己的工分吃饭，没有因为父亲是副总理，得到过半点特殊照顾。有村民私下跟郭凤英念叨：“永贵当了这么大的官，咋不给自家孩子安排个好工作？” 郭凤英总是直截了当反驳：“他要是想捞好处，早就捞了，可他心里装的是大寨，是全国的农民，不是自己的小家！” 所以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时，当县干部要拆灵棚时，她才敢拍着胸脯发问：“他当了副总理，给自家捞过一分钱好处没？” 而“他走了，连个灵棚都容不下吗？”这句质问，藏着大寨人对陈永贵最深的亏欠与感恩。1963年的洪灾过后，大寨颗粒无收，上级送来救济粮，陈永贵却拒绝了：“救济粮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咱们自己动手，就能把石头山变成粮田。” 那段日子，陈永贵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带头扛着几百斤重的石头垫地，手上的伤口反复化脓，却从来没休息过一天。郭凤英和铁姑娘队的姐妹们，跟着陈永贵一起，把“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改成了保水保肥的梯田，把荒山秃岭种上了玉米、高粱。第二年，大寨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向国家上交了20万斤公粮。那些年，陈永贵心里装着每一个大寨人，老农郭满山摔断腿，是他背着下山去医院；村民家里没粮食，是他把自家的口粮送过去；村里的水渠要疏通、梯田要修坝，这些事他都亲力亲为，直到临终前，他还在念叨：“大寨的田，不能荒；大寨的人，要好好过日子。” 大寨人从来没忘记，是陈永贵带着他们摆脱了贫困，是陈永贵让大寨这个穷山村闻名全国，让他们挺直了腰杆。所以陈永贵去世后，村民们自发凑钱，在村口搭了个简易灵棚，想让乡亲们再送他最后一程，想让他再看看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大寨。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心愿，却被以“不符合规定”为由要求拆除。郭凤英看着灵棚里陈永贵的遗像，想起那些一起开荒修田的日子，想起他廉洁奉公的模样，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