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仅25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跪在刑场等待被枪决，行刑前她突然对着天空歇斯底里地喊道：“我是无罪的！”这句带着绝望的呼喊，在当年的肃杀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 没人知道这个留过洋的姑娘在生命最后时刻在想什么，只记得她那件被扯皱的碎花衬衫，在初秋的风里微微晃动。 翟曼霞的案子在1983年并不算特别。 那年夏天开始的“严打”风暴里，街头巷尾总能听到警车呼啸而过的声音。 本来想安安静静过日子的她，偏偏成了那个被时代选中的“反面教材”。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她在城郊水塘游泳时没穿泳衣，被路过的洗衣妇撞见后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翟曼霞还在水里扑腾。 她从小在国外长大，习惯了去海滩裸泳，根本没意识到这在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围观的村民越聚越多，有人指着她骂“不要脸”，有人忙着向警察描述她“如何不知廉耻”。 无奈之下，她只能抱着衣服蹲在岸边，直到冰凉的手铐锁住手腕才明白，这事恐怕没那么容易过去。 被带进派出所后，事情开始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警察很快查到她回国后的生活轨迹：换过三个工作，交过十几个男朋友，还喜欢穿喇叭裤和露脐装。 这些在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1983年的档案里，都成了“流氓行为”的铁证。 更麻烦的是，她租住的房间里搜出了几本外国小说，里面有描写爱情的段落，这又被当成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 45天，从逮捕到判决再到执行，整个过程快得让人喘不过气。 法庭上，检察官念着她的“罪状”：在公共场合裸泳侮辱妇女，与多名男性保持不正当关系，长期穿着奇装异服败坏社会风气。 她想辩解自己只是喜欢自由，但法官敲着法槌让她闭嘴。 很显然，在那个“从重从快”的年代，没人在乎她的个人感受。 类似的事情在当时并不少见。 隔壁巷子的小王因为和女朋友在公园亲了个嘴，就被送去劳教两年；街对面的李老师因为跳迪斯科，被定性为“流氓团伙头目”。 那时候的刑法里，“流氓罪”就像个大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装。 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破坏公共秩序”，到了基层执行时，常常变成对“不合群”者的惩罚。 1997年刑法修订时，流氓罪终于被废除，拆分成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具体罪名。 法律专家后来解释说，这个口袋罪的取消，标志着中国法治开始走向精细化。 只是这一切，翟曼霞再也看不到了。 她留在档案里的照片，还是刚回国时拍的，梳着齐耳短发，笑得一脸灿烂。 前阵子整理旧报纸，看到2010年南京有个教授因为组织换妻活动被判刑，网上吵翻了天。 有人说这是“道德败坏”，也有人觉得“成年人自愿就好”。 如此看来，关于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讨论，四十年来就没停过。 只不过现在的我们，至少有了辩论的空间，而不是直接用手铐说话。 前几天跟学法律的朋友聊天，他说现在办案子，光有道德谴责可不行，必须得有实实在在的受害者和证据链。 想想翟曼霞那个水塘，连个具体的受害人都没有，就因为几个围观群众的证言，一条年轻的生命就没了。 毫无疑问，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也正是这些悲剧，慢慢推动着法治一点点进步。 如今的公园里，小情侣牵手接吻没人会多看一眼；大街上穿什么风格的衣服都很常见；年轻人换几个工作、谈几次恋爱更是再正常不过。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都是当年像翟曼霞这样的人用代价换来的。 每次想到这里，我总会觉得，记住这些故事，或许比单纯的批判更有意义。 前几天看到一句话，说法律的进步往往是从承认过去的错误开始的。 翟曼霞案虽然没能平反，但她的故事成了法学课堂上的典型案例，提醒着后来者法律不能跟着情绪走。 如此看来，她那句“我是无罪的”呼喊，终究没有白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