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嫂请他帮忙打理生意，不料生意好起来时，却被哥嫂赶出家门。身无分文的他，差点流浪街头，后来他白手起家，最终成亿万富豪。 1960年代的曼谷街头，热带暴雨砸在他单薄的衬衫上，怀里抱着发高烧的幼子，口袋里只有哥嫂塞的几张皱巴巴的泰铢——那是“补偿”，也是逐客令。 没人知道，这个在异国街头茫然四顾的男人，心里还揣着另一样东西：中学毕业时老师送的钢笔，笔帽上刻着“业精于勤”。 广东梅县的田埂上，十二岁的曾宪梓牵着牛绳，牛背上摊着捡来的旧课本。父亲病逝那天，他把课本压在枕头下，白天割草喂牛，晚上就着煤油灯啃书，灯芯烧得太旺，燎了好几次眉毛。 到泰国那年，他以为能靠力气换安稳。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货架擦得能照见人影，连嫂子娘家亲戚来买东西，他都多塞一把糖果——可生意越好，哥嫂看他的眼神越冷，直到那天，他听见里屋嫂子说：“他记那些顾客喜好做什么？想抢我们的店吗？” 香港码头的风里，他攥着表叔借的铁皮饼干盒，站在纺织厂外数进出的货车。领带——这个他在泰国商店里见顾客摸得最多的小东西，成本低，周转快，“就做领带”，他对自己说，声音盖过了码头的汽笛声。 借钱的日子比放牛还难。二十七家亲戚，二十六家关门，最后一家，远房表叔打开门，塞给他饼干盒，“别告诉别人我借你的，怕你还不上”。他抱着盒子蹲在巷口，数着里面的港币，一张一张，像数着未来的日子。 第一次参加香港贸易展会，他的领带摆在最角落的摊位。一个英国客商捏着领带边角扯了三次，又用指甲刮了刮衬里，突然说：“This is quality.” 曾宪梓手心里的汗瞬间浸湿了样品册，他想说“谢谢”，却发现嗓子哑得发不出声。 有人说香港遍地黄金，但1968年的领带市场，已经挤满了三十多家作坊——凭什么是他？他不仅每天只睡四小时，还把泰国商店里顾客摸过三次以上的款式全记在本子上，“别人做流行，我做需要”，这才是他的秘密。 香港纺织业的“三来一补”政策让面料供应稳定，他选领带是因为无需大型设备，家庭作坊就能启动，这种轻资产模式后来被许多东南亚华人创业者效仿，成了他们闯荡国际市场的敲门砖。 “金利来”的招牌挂在纽约第五大道那天，曾宪梓站在橱窗外，想起当年被哥嫂赶出时怀里的幼子——如今他能给孩子最好的，也能给更多孩子机会。 他捐建的图书馆里，总有孩子指着“金利来”的捐赠牌问：“这个人当年真的差点睡街头吗？” 图书管理员会笑着说：“是啊，他当年揣着半块米糕流浪，现在却给你们建了满屋子的书。” 如今梅州中学的图书馆里，那本被他压在枕头下的旧课本还在，扉页上“业精于勤”的钢笔字，和“金利来”捐赠牌上的字迹，在阳光下重叠在一起——原来，那些没被苦难打倒的人，真的能把泥泞走成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