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刘晓庆到南京演出时，遇到了在当地拍戏的迟志强，晚上喝了几杯酒后，刘晓庆对迟志强说：“强子，能找辆车送我去火车站吗？”“行，包在我身上！”这句话也因此改变了迟志强的一生。 谁也没想到，这句爽快的答应，竟成了命运急转弯的开始。 当时刘晓庆已经是凭着《小花》火遍全国的大明星，迟志强也因《小字辈》里的青年工人角色崭露头角，两人在南京的文艺圈聚会上碰面，几杯酒下肚，刘晓庆提出了这个看似平常的请求。 在那个连出租车都少见的年代，找车送站可不是件轻松事，尤其对当时还没什么根基的年轻演员来说。 迟志强本来想找剧组的车，但后来发现剧组车辆管理严得很，动用一次要层层审批。 无奈之下，他想起之前拍戏时认识的一个司机，辗转联系上南京一位“门路广”的大姐。 这位大姐据说手里有好几辆车，见面时穿着时髦，说话办事透着股爽快劲儿，当下就答应帮忙调车。 本来事情到这儿也算圆满解决，可大姐突然提议“顺路到家里坐坐”，迟志强想着借了人家的光，不好拒绝，就跟着去了。 到了大姐家才发现，所谓“坐坐”其实是场小型舞会。 房间里摆着钢琴，灯光亮得晃眼，来的人都穿着讲究，跳舞时放的曲子是当时很少见的轻音乐。 这种场面让从小在部队文工团长大的迟志强有些发懵，他不太会跳交谊舞，只能跟着别人的步子瞎晃。 期间有位穿蓝裙子的女士主动邀请他跳舞，他不好推辞，刚转了两圈，就瞥见大姐站在角落，脸色不太好看。 几天后，迟志强正在剧组拍戏，突然被警察带走。 原来那位大姐匿名举报了他，说他在舞会上“行为不端，乱搞男女关系”。 在1983年“严打”的背景下，“流氓行为”是重罪。 法庭上，举报信里的细节被一一列出，包括他和谁跳了舞，说了什么话，甚至连他当时穿的衣服颜色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监狱里的日子比想象中难熬。 他被安排去烧锅炉，每天面对的是漆黑的煤块和呛人的浓烟。 曾经在银幕上光鲜亮丽的青年演员，转眼间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罪犯。 那时候，坐过牢的人想找份体面工作，难如登天。 出狱后，文艺圈早已没了他的位置，以前的朋友大多躲着走，只有少数人还愿意偷偷接济他。 无奈之下，迟志强开始尝试经商。 他从卖服装起步，每天天不亮就去批发市场进货，扛着大包小包挤公交。 后来又开了餐厅，为了招揽顾客，他不得不放下身段，站在门口吆喝。 那段时间，他最怕遇到以前的影迷，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里带着异样。 如此看来，命运给的这记重锤，不仅打碎了他的演员梦，更让他尝尽了人情冷暖。 其实回看整个事件，迟志强的悲剧既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也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80年代初，社会刚从封闭走向开放，新旧观念碰撞激烈。 一场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私人舞会，在当时却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 而“流氓罪”这个在1997年被废除的罪名，在那个年代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如今再提这件事，不是要为谁翻案，而是想说明，个体的命运往往和时代紧密相连。 迟志强后来虽然在商界小有成就，但每当有人提起当年的事，他还是会沉默很久。 那句“包在我身上”背后，是年轻人的仗义，也是对复杂人性的低估。 生活这堂课，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可能要用一辈子去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