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4日的台北，天还没亮透，有人用旧相机拍下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人叫陶建芳，浙江永嘉人，黄埔三期毕业，那年五十一岁，官至国防部中将参谋——蒋介石总拍着他的肩膀说“建芳是海防长城”，却不知道这道“长城”早把心偏向了对岸。 抗战胜利那年，他在南京玄武湖的画舫上见了位“商人”，对方递来的不是生意经，是加密电报本。 他把电报本藏在军用皮靴的夹层，每天早上擦靴子时，都要对着靴筒里的密码发愣，这双靴子，蒋介石还夸过“锃亮得像能照见忠心”。 1949年夏天，台北热得像个蒸笼，他刚把江防布防图抄在一张薄纸上，准备塞进《资治通鉴》的书页，楼下就传来“砰砰”的砸门声。 宪兵冲进来时，他没躲，反而把书合上，夹在胳膊底下，好像要去开会。 审讯室的灯晃得人睁不开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笑了笑：“我是中国人。” 狱友说，他被押进看守所时，腰杆挺得笔直，走路像踩在自家院子里，手里还攥着那支用了多年的派克钢笔。 1951年1月24日早上，狱警说“要开庭了”。 他向看守要了支笔，一件干净的蓝布衫。 换衣服时，他对着墙上模糊的窗影理了理领口，像要去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纸和笔递过来，他想了想，写下：“愿吾国早日归一，生死何憾。” 又补了一行给妻子：“若有来世，愿仍为国而生，不为权而死。” 那时的报纸骂他“叛国贼”，说他拿了共产党的钱。 可谁见过拿命换“钱”的？他藏在书房地砖下的情报，比金条还重，那是渡江战役前最关键的海防部署图。 他总说“国若不统一，穿再威风的军装也没用”。 这话藏在心里十几年，从黄埔毕业时对着国旗宣誓，到后来看着内战烽火，他慢慢明白，真正的忠，不是忠于某个人，是忠于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过上安稳日子。 当他站在马厂町刑场的芒草丛里，听见枪声响起时，心里想的是老家永嘉的稻花香，还是那些没来得及送出的情报？ 那天早上，他写下的遗言被看守偷偷藏起来，后来辗转到了北京。 几十年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石碑上，他的名字和吴石、朱枫们排在一起，阳光照上去，每个字都闪着光。 现在再看那张泛黄的照片，他的眼神还是那么静，好像在说：信念这东西，不用喊出来，活在心里，死了也带着。 1951年1月24日的台北，天慢慢亮了。 照片里的人没笑，也没哭，就那么站着，像一棵在寒风里站了很久的树。 后来的人说，那是面对死亡的从容，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等了一辈子的——等一个统一的中国，哪怕只能用最后一口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