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日，黄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9岁，骨灰被暂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5年，遵循他生前遗愿，魂归故里，落葬于上海福寿园。 黄菊这人，是典型的“上海制造”。 1938年他出生在上海，虽然祖籍是浙江嘉善，但那股子精细、务实、讲究规矩的劲头，完全是上海弄堂里熏出来的。他读书那会儿是真聪明，1956年考进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清华生，含金量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是真真正正的天之骄子。 毕业后，他拎着铺盖卷回了上海。当时分配工作，他去了上海人造板机器厂。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咱们现在看大领导简历，往往一扫而过，觉得是“镀金”。可你在车间里待过就知道，那是实打实的苦活。 那时候的黄菊，整天跟油污、铁屑打交道。他有个外号叫“技术迷”。为了搞懂一台进口冲床的脾气，他能趴在机器边上听动静，用手摸机壳感受震动频率。这叫什么？这就叫“笨功夫”。那时候厂里的老师傅都服他，因为他画出来的图纸、算出来的数据，比谁都准。哪怕后来进了“牛棚”，受了冲击，他在里头偷偷琢磨的，还是怎么改进技术。 这种工程师思维，后来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你看他后来主政上海，甚至到了中央，做事风格从来都是：先看数据，再看图纸，最后定方案。不玩虚的，也没那么多花架子。 说到黄菊，就绕不开90年代的上海。 现在的年轻人看上海，觉得繁华是天经地义的。可倒退回1990年，上海那就是个没落的贵族。房子破、马路堵、口袋里没钱。那时候浦东还是一片烂泥塘，上海人自己都看不起浦东。 这时候，黄菊被推到了前台。特别是1991年当了市长，1994年当了市委书记，这时候正是上海最较劲、最难过的一道坎。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一个字：钱。 要开发浦东，要改造旧城，到处都是吞金兽。可市财政那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怎么办？黄菊和当时的班子，被逼出了一招险棋——土地批租。 说白了，就是把土地使用权租给外商，换回资金来搞建设。现在看这很平常，可在当时，这顶“出卖国土”的帽子随时能扣下来，压力大到能压死人。有老干部指着鼻子骂他是“败家子”。 黄菊没怂。他心里那是真急，上海再不拼一把，就真被深圳、广东甩没影了。他跑到电视台，对着镜头跟老百姓算账：咱们现在的房子，下雨漏水、上厕所倒马桶。把地租出去，人家盖楼，咱们拿钱改善居住环境，修高架，通地铁。这笔账，你们说划算不划算？ 这番话，说得实实在在。卢湾区的旧城改造就是这么干成的，后来的新天地、太平湖，都是这套逻辑下的产物。他硬是把“死地”变成了“活钱”，让上海这盘死棋活了过来。 还有一个事儿，老上海人应该记得。90年代初上海堵车堵得人心慌，早高峰挤公交，鞋子都能给挤掉。黄菊那时候有个外号叫“马路市长”。他铁了心要修高架。 这就得说到他的动迁工作。要在市中心修路，得迁走多少人？那是一场硬仗。黄菊定了个规矩：高架也是民生，动迁也是民生，两个都得顾。最后硬是在短短几年里，把“申”字型高架给架起来了。你现在开车在延安高架上跑，这每一根水泥柱子下面，都有当年的故事。 他这人，有个特点，看着温文尔雅，一张娃娃脸，笑眯眯的，但骨子里极有主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周边国家跌得稀里哗啦。上海当时正如火如荼地搞建设，外资要是撤了，烂尾楼得一大片。黄菊那时候每天盯着金融数据，他强调“稳中求进”，愣是把上海的金融体系给守住了。那时候他就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眼光，确实毒辣。 2002年，黄菊进京，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 到了北京，他的舞台大了，但担子也更重了。他分管金融、工业、交通，全是硬骨头。那时候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怎么避免翻车，怎么调整结构，全得靠这帮人操心。 在北京的那几年，他变得更低调了。媒体上很少见到他个人的特写，全是工作报道。熟悉他的人说，他就是个“旋转的陀螺”，根本停不下来。身体其实早就发出了警报，但他总觉得自己底子好，扛得住。 直到2006年，病情实在瞒不住了。即便在病床上，他还在批文件，还在关心铁路建设、金融改革。这种鞠躬尽瘁，真不是用形容词堆砌出来的，是拿命熬出来的。 2007年他走的时候，留下了很多遗憾。但他最大的心愿，还是落叶归根。 为什么一定要回上海？ 也许在他心里，中南海的红墙再威严，也不如外滩的钟声亲切。他在上海待了40年，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变成这个城市的掌舵人。他的青春、他的汗水、他的高光时刻，全都在这片土地上。 2015年，当载着他骨灰的灵车缓缓驶入上海福寿园时，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只有家人和挚友的陪伴。墓碑上刻着他的半身像，还是那副温和的笑容，目光深邃地看着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