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跟妻子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从民政局出来后，她开着车就走了，头都没回一下。晚上我回到家，马上把家里的门锁全都换了，然后就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站在客厅中间，一下子就看到电视柜的角落里堆着三个纸箱，纸箱的封条上写着她的名字。 我愣在原地，盯着那三个纸箱看了半天，脑子一片空白。昨天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两个人都挺平静的，签字、盖章，流程走得顺顺当当，就像去银行办个普通业务似的。她当时只说了句“东西我之后会来拿”，我嗯了一声，没再多说，没想到她动作这么快，居然在我换锁之前就把东西都搬过来了，还悄无声息的。 昨天上午九点，民政局门口的梧桐叶落了一地。 我和她站在台阶下，刚把红本本换成绿的。 她没掉一滴泪，甚至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衣领——这个动作我们结婚第一年她天天做，后来渐渐少了，少到我几乎忘了她掌心的温度。 她转身拉开车门，黑色轿车的轮胎碾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后视镜里的人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路口。 我站在原地抽完一支烟，烟蒂烫到手背才回神——原来真的结束了，像她常说的“过期罐头，再留着只会占地方”。 晚上七点到家，玄关的灯还是坏的，暗摸摸的。 我从工具箱里翻出螺丝刀，把家里所有的锁芯都换了新的，拧最后一颗螺丝时手在抖，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怕明天醒来，她还会像往常一样端着热牛奶从厨房走出来。 换完锁倒头就睡，一夜无梦，直到今早六点被窗外的鸟叫吵醒。 客厅的晨光斜斜地打在电视柜上，三个纸箱堆在角落，灰扑扑的，像三只缩着的猫。 封条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她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比我们结婚请柬上的签名潦草多了——昨天签字时她的笔尖稳得很，一笔一划，像在写别人的名字。 我盯着纸箱看了十分钟，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她的微信：“东西昨天下午搬的，钥匙是之前偷偷配的那把，你换锁了也好，省得我再跑一趟。” 原来她头也不回不是决绝，是怕回头了，就舍不得把钥匙放在鞋柜上那个旧饼干罐里——那是我们刚搬家时，她非要买的，说“放备用钥匙，以后老了记性差，万一忘带了呢”。 我蹲下来摸了摸纸箱的边角，有点潮，大概是昨天下午下雨时搬上来的。 换锁是想划清界限，像在伤口上贴创可贴，以为看不见就不疼了；可这三个纸箱像三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插进新锁芯，问我：你真的想好要把所有痕迹都擦掉吗？ 现在我坐在纸箱对面的地板上，手指悬在封条上，不敢撕——里面会有什么？她常穿的那件蓝格子睡衣？我们去海边捡的贝壳？还是她藏了五年的日记本，里面写着“他今天又忘了我们的纪念日”？ 短期结果是我一上午没敢出门，怕回来时纸箱不见了，又怕它一直在这里，提醒我我们曾把日子过成了“以为会永远”的样子。 长期来看，或许我该承认，平静只是表象，就像海面下的暗流，总会在某个清晨，随着晨光一起涌上来。 当下能做的，可能不是急着打开或扔掉，而是给彼此一点时间——她需要时间放下，我需要时间看见，我们不是败给了不爱，是败给了“懒得再说”的沉默。 电视柜上的旧闹钟滴答响，还是她选的，说“声音大，你赖床时能叫醒你”。 现在它叫醒了我，却没告诉我，封条上那个没写完的句号，该由谁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