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七〇年，我父亲被下放到外地，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母亲为了让我能有个依靠、平安长大，不得已改嫁给了当时的村支书。 那时候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吧，啥也不太懂，就知道爸爸走了以后，家里冷清得厉害，饭桌上老是少一个人说话。妈整天愁眉苦脸的，干活也提不起劲。她怕我跟她两个孤零零地过下去受委屈，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里老是挂着泪。村支书呢，是村里说话有分量的人，人也算实在，看我们娘俩可怜，就常来帮点忙。妈心里其实很纠结，可一想到我以后要是没个稳当的着落，风里雨里没人护着，她就咬牙下了决心，跟了支书。 说句心里话，我当时并不乐意。别的小孩都有亲爸疼，我却突然多了个后爹，而且这后爹还是村里的干部，有时候在村里走，别人指指点点的，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刚开始，支书对我还算客气，会买点糖啊小玩意儿给我，但我总躲着他，吃饭也闷声不响。妈劝我，说他人不坏，是真心想对咱好，可我听不进去，觉得他抢走了我妈，也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家。 日子一天天过着，支书确实没亏待我们。他话不多，干事实诚，家里的活计他抢着干，地里的庄稼也打理得井井有条。慢慢地，我发现他会在我放学回来的时候，把炕烧得暖暖的等我，还会问我在学校学了啥，虽然我答得敷衍，但他也不恼。有一次我发高烧，妈急得直掉眼泪，是支书背着我跑了五六里路到卫生院，守了我一夜，第二天我退了烧，看见他坐在床边打盹，脸上全是倦色。从那天起，我心里的冰好像开始化了点。 可生活哪有一帆风顺的。村里总有闲言碎语，说妈是攀了高枝，说我成了支书的拖油瓶。这些话像针一样扎人，妈听了只能低头干活，支书却不怕事，该管的事照样管，还当众说过几回“孩子是无辜的，谁欺负他们就是跟我过不去”。他的硬气让我有点佩服，也让我明白，他不是那种光会摆架子的人。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人，说是给当年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调查情况。我听大人们议论，才知道原来爸爸是被冤枉的，现在上面要给平反。这个消息传到家里，妈愣了半晌，手里的碗差点没拿住。支书也没多说啥，只是拍了拍妈的肩，让她别慌，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 没过多久，爸爸真的回来了。他瘦了不少，头发也白了些，但眼神还是以前那样坚定。见到我那一刻，他蹲下来抱住我，声音有点抖：“娃，这些年苦了你了。”我一下子鼻子酸了，却不知道该叫一声“爸”还是保持距离。妈妈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支书也站在那里，没插话，只默默倒了杯热茶递给爸爸。 回家的头几天，气氛挺怪的。爸爸回来，家里好像突然热闹了，可又有点生分。他问我在学校的情况，问我跟支书相处咋样，我都含糊着答。晚上妈和爸爸在屋里聊到很晚，我听见断断续续的话，是说过去那些年的不容易，也说现在该怎么安排以后的日子。支书白天照旧去忙村里的事，晚上回来就帮着做饭修东西，好像生怕自己是个外人让人不自在。 过了一阵子，爸爸主动找支书坐下来谈了一次。我没偷听，是妈后来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心里明白，要不是支书这些年照顾我们，他和妈可能早就散了，我也不会平平安安长这么大。他说欠了人家一份情，这份情不能用嘴还清，只能用行动慢慢补。支书听完笑了笑，说大家都是为了让娃好，谈不上欠不欠。两人之间的那层隔阂，就这么一点点散开了。 后来，我们家的关系慢慢理顺了。爸爸回到县里恢复了工作，但周末常回村里看我们。饭桌上，有时候是四个人一起坐着，说说笑笑，讲以前的事，也聊现在的打算。我不再觉得支书是外人，他帮我修过自行车，教我怎么用镰刀割稻子，还在我考试前叮嘱我别紧张。妈脸上的笑也多了，整个人看着松快不少。 回头想想，那段年月真不容易。一个女人带着娃，要在那种环境下撑起家，得有多大的勇气。支书接过了担子，没有私心，也不图啥回报，就想着让娃安稳长大。爸爸回来后，大家没有撕破脸，而是互相体谅，把过去的坎一个个迈过去。这让我懂了，人这一辈子，遇到难处有人拉一把，是福气；能拉别人一把，也是福气。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支书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我还常去看他，陪他唠唠嗑。爸爸也常念叨，说那个年代的事教会了他很多。我呢，从一个躲着后爹的小孩子，长成能扛事的大人，心里一直记着那些温暖的日子。生活有过风雨，可因为有了这些真心相待的人，我才一步步走得踏实，也学会了在别人需要时，伸手帮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