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就是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男人，当医生剖开他遗体后震惊的发现，他体内都布满了肿瘤，肝、肺、脊柱，甚至骨髓里……全都是。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护人员瞬间红了眼眶。 1982年6月的西安，太阳刚爬过军工厂家属院的墙头，空气里还飘着早饭的粥香。罗健夫的遗体被推往解剖室时，几个跟他共事过的工程师站在走廊里，眼圈红得像浸了水的布——谁都知道他病了，却没人想过会是这样。 解剖台的灯光白得刺眼，主刀医生拿着手术刀的手顿了顿。眼前这个男人看着实在普通，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手腕细得像根芦苇，生前最后一次见他，还在车间里蹲在地上画图纸，咳嗽得直不起腰，却摆手说“没事，老毛病”。 当刀锋划开胸腔，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凉气。肝上的肿瘤密密麻麻，像爬满了褐色的疙瘩；肺叶硬得像块石头，切开时能听见细碎的响声；连脊柱缝隙里都嵌着癌细胞，轻轻一碰就掉渣。最让人揪心的是胸腔里那个大肿瘤，沉甸甸地压在心脏旁边，用尺子一量，直径比心脏还宽出两厘米。 “这……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年轻护士手里的托盘晃了晃，镊子“当啷”掉在地上。她想起上周去病房送药，看见罗健夫趴在床上，用胳膊肘支着身子改图纸，汗水把枕头洇出个深色的圈，床头柜上的搪瓷缸里，只有半缸凉白开。 罗健夫是谁？现在问起这个名字，十个人里九个摇头。可在七十年代的西安光机所，这名字响得很。他是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的研制组长，那玩意儿是卫星遥感的“眼睛”，没有它，卫星拍回来的照片就是模糊的一团。 当年搞研发时，他带着团队在废弃的仓库里干了三年。冬天没有暖气，就裹着军大衣画图，铅笔尖冻得发脆，一写就断；夏天像蒸笼，他中暑晕过去两回，醒了灌口凉水接着干。有次调试机器到半夜，他突然疼得蹲在地上，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同事要送他去医院，他咬着牙说：“等这步走完，不差这一会儿。”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癌细胞就已经在他身体里扎根了。他总说“年轻，扛得住”，把研究所发的保健票全给了老同志，自己揣着止痛片上班，疼得厉害了就偷偷嚼两片，久而久之，药片的棱角把口袋磨出个洞。 1981年冬天，他终于撑不住倒下了。住院那天，怀里还揣着本画满公式的笔记本，护士要收走，他急得直摆手：“这是宝贝，比我命还重要。”弥留之际，研究所的领导来看他，问还有什么心愿，他喘着气说：“图纸……在抽屉里，第37页有个参数……再核对下……” 解剖室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医生用镊子轻轻拨开那个大肿瘤，发现下面的心脏还保持着收缩的姿态，像是到最后一刻，还在为那未完成的事业跳动。现场的医护人员都红了眼眶，有人背过身去抹眼泪——他们见过太多病人，但从没见过谁，能带着这么多肿瘤，硬撑着把国家急需的设备搞出来。 葬礼那天，军工厂家属院的人几乎都来了。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举着花圈，她爸爸是罗健夫的徒弟，总跟她说：“罗叔叔的手，能画出卫星的眼睛，却舍不得给自己买块手表。”队伍里还有当年被他让过保健票的老工程师，拄着拐杖走得很慢，嘴里念叨着：“他总说‘国家的事急’，自己的病却一拖再拖……”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科研工作者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住着简陋的房子，却把心掏出来扑在事业上，像罗健夫这样，把命都搭进去的，还有很多。 解剖报告最后写着：全身多发性转移癌，晚期。可那些见过他工作的人都知道，支撑他走到最后的，从来不是身体的韧性，而是心里那团火——一团想让国家快点强大起来的火。 多年后，西安光机所的展厅里，放着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的复制品，旁边摆着罗健夫用过的铅笔和笔记本。有参观者问起这个名字，讲解员总会指着窗外的天空说：“你看那些卫星传回的清晰图像，里面都有他的影子。” 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上面的字迹力透纸背，像极了那个朴实无华的男人，用生命写下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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