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老家喝喜酒，我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和几个小孩子同一桌吃饭。上菜的时候，有专门的人拿香烟到桌上放着，不管桌上有没有男人，哪怕一桌全是孩子，也会放两包香烟。红色烟盒落在满是碗筷的圆桌上，和孩子们面前的果汁瓶、妇女们的陶瓷茶杯显得格格不入。邻座的婶子随手把烟盒推到桌角，笑着说：“这喜宴上的老规矩了，哪怕没人抽，也得摆上两包，图个‘有头有尾’的吉利。”我看着旁边扎羊角辫的小侄女伸手想去够烟盒，赶紧把她的小手拉回来：“这不是玩具，不能碰哦。” 今天回老家喝喜酒，我跟村里几个带娃的妇女凑了一桌。 塑料凳腿陷进堂屋的泥地半寸，我挨着穿碎花围裙的二婶坐下，桌上刚摆好的青花瓷碗沿还沾着没擦净的水渍。 凉菜刚上齐，穿白褂子的服务员就端着托盘过来了——不是上热菜，是往每个桌角放香烟。 红色烟盒“啪”地落桌上，正好在小侄女面前的橙汁瓶旁边，她正拿吸管戳瓶里的橘子瓣，眼睛一下亮了。 邻座的三婶伸手把烟盒往我这边推了推，指甲盖里还带着点灶灰：“喜宴上的老规矩，管你桌上坐的是娃还是婆姨，都得摆两包。” 说着又把烟盒推到桌角，塑料包装在灯光下反着冷光，跟周围的陶瓷茶杯、不锈钢勺子一点儿不搭。 小侄女的手已经伸过去了，胖手指刚碰到烟盒上的烫金图案，我赶紧按住她的手腕：“这不是糖盒，不能摸。” 她噘着嘴问为啥要放这个，二婶接话：“老辈传下来的讲究，图个有头有尾，就跟年三十要留块肉似的。” 另一种说法是，早年村里办喜事缺物资，香烟是待客的体面，后来就成了惯性。 其实桌上的妇女们没人碰那烟盒，连二婶家那个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子都没来，可服务员放烟的时候，手一点儿没犹豫。 喜宴上的物件从来不是给当下的人用的，是给“规矩”看的——就像春联要贴正、鞭炮要放够响，都是给看不见的“场面”交差，少一件就觉得漏了啥。 那两包烟在桌角躺到散席，包装都没拆，红色烟盒被汤汁溅出的油点晕染出几个小黄斑。 我忽然想起去年堂哥娶媳妇，也是这样，烟盒在全是孩子的桌上摆到凉，最后被收碗的大娘拿走了。 或许老规矩就像堂屋梁上的旧灯笼，明知蒙了灰，换下来又怕少了点啥——少的不是灯笼本身，是灯笼照着的那些年。 散席时我帮着收拾碗筷，看见三婶把那两包烟塞进围裙兜，红烟盒边角被她捏得有点皱。 她低头系围裙带子，说拿回去给她当家的，“放着也是放着，好歹是喜宴上的东西，沾点喜气”。 红色烟盒在碎花布围裙上晃了晃，像片刚从枝头落下来的红叶子，还带着点没散尽的热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