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重庆的雾像一张没收干的湿麻布，罩在人们头顶，也罩进了渣滓洞的高墙铁窗中。

一间潮湿逼仄的女牢里，盛国玉坐在最靠墙的床沿上，眼神定定地看着对面那张空铺。那张上铺，已经十三天没人睡了，却像是还留着某人的余温。

她不愿再叫她“江竹筠同志”。

在心里，她一直喊她——江姐。

盛国玉第一次见江姐，是在那个最沉闷的黄昏，牢门一响，一位女人被拖进来。她披头散发、脸色惨白，指甲缝里渗着血。可她站得笔挺，眼神像寒夜里的火种。

“我是江竹筠。”她开口的声音不大，却像刀刃一样利落。

从那天起，牢里的所有女囚都开始悄悄改变了：有人不再轻易抱怨饭菜，有人不再蹲在角落哭泣，还有人，晚上睡觉前也开始低声背诵革命歌曲。

那股韧劲，就像是江姐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

江姐被提审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每次回来，她的手都会肿一圈，几根手指几乎变形。

一次她回来，盛国玉悄悄摸了下她的指尖，才碰一下，那种冰冷的僵硬像针刺进心头。

“疼吗？”她问。

江姐却笑了一下，说：“疼是肯定的，但还没到不能忍的地步。”

说完，她拿起了地上的一枚铁丝，用弯折的手一点点在地上划着，刻下当天外界传进来的最新情报。

她说：“我们坐在牢里，但不能让思想也被锁住。”

有天夜里，牢房外面下起了细雨。江姐睡不着，低声说：“国玉，你想过死吗？”

盛国玉一怔，没答。

“我不是怕死。”江姐的声音轻，却像击鼓一样一声一声敲进人心里，“我怕我死了没人知道我们为了什么而死。”

她顿了顿，继续道：“如果我死了，你要活着，把该说的都说出去。”

盛国玉眼眶湿了，却只咬牙回了一句：“你不会死。”

江姐笑了笑，没有接话。

那夜她没合眼，整整看着天亮。

到了第十三天，牢门再次打开，特务喊了江竹筠的名字。

牢里顿时像被抽掉了空气一样，静得连咽口水都显得刺耳。

江姐站起来，动作慢得几乎像仪式。她走到盛国玉面前，轻声说：“镜子，还在吗？”

盛国玉从贴身的布袋里掏出那面早已磨花的小圆镜。那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在狱中几乎是唯一的私人物品。

江姐接过镜子，没有犹豫，用还在出血的手指一丝丝地把头发梳顺。

每一次拢发，都是在忍痛。她却咬牙忍着，额头渗出汗珠也不喊一声。

她说：“整整衣服，别让他们看笑话。”

梳完后，她把镜子还回来，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你。”

然后，她转身、挺背、昂首。

那背影，成了盛国玉记忆里最深的剪影。

当晚，枪声响彻电台岚垭。江姐没有留下尸体，只留下那句被牢友们一遍遍流传的话：

“竹签子扎不进信仰，烧不掉的，是我心头那团火。”

十三天后，重庆解放。

可这曙光来得太迟。

就在解放军进城前夜，渣滓洞里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屠杀。

特务带着冲锋枪冲进牢房，像疯狗一样扫射。盛国玉眼睁睁看着左边的姐妹倒下，鲜血溅到她嘴角，她却一动不敢动。

她闭上眼，装作死去，屏住呼吸。子弹穿过空气的声音，像刀子在耳边划。

之后，她滚进了厕所外的臭水沟，趴在尿槽边，用污水把身子盖住。

两天后，她才被兵工厂的工人发现，救了出来。

她活了下来，但眼神再没像从前那样干净过。

多年后，盛国玉站在重庆烈士陵园的纪念墙前，把那面生锈的圆镜放进展柜。她轻轻摸了摸边缘，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告别。

“江姐那天梳头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她说，“那不是为了美，也不是为了虚荣。”

“是她要告诉敌人——我不是一个等死的人，我是个有信仰、有尊严、要体面走完最后一程的革命者。”

即使走向死亡，也要头发整齐、脚步沉稳。

这是江姐的方式。也是信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