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北洋水师差不多死绝了。 整个国家都快被捶到绝望的时候，京城里那帮最会读书、最有“风骨”的大佬们在干嘛？ 其中一位，叫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管钱袋子的。他家丢了一只鹤。 对，你没听错，一只宠物鸟。 国门都快被踹烂了，他老人家急得团团转，亲自写告示，满世界找鸟。 那年是1894年，黄海海战刚过，北洋水师的“致远”“经远”沉了，邓世昌抱着爱犬沉入海底，剩下的军舰躲在威海卫港里，像受伤的困兽，随时可能被日军一锅端。消息传到北京，朝堂上哭的哭、骂的骂，有人说要迁都，有人说要再战，可唯独管着军费的翁同龢，心思没在前线的炮火上。 熟悉翁同龢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典型的“文人官”。一辈子浸在四书五经里，写得一手好字，说话引经据典，连皇帝都得敬他三分。作为户部尚书，国家的银钱往来全经他手，北洋水师每年的军费、前线将士的粮饷，都得他点头才能拨下去。可就是这么个掌着国脉的人，在国家最急的时候，先急了自家的宠物。 那天清晨，翁府的家丁慌慌张张闯进书房，说“鹤笼空了，先生养的那只雪鹤不见了”。翁同龢正拿着北洋水师的军费申请奏疏，闻言“啪”地把奏疏扔在桌上，眼镜都没来得及戴稳，就往院子里跑：“怎么会丢？不是让你们天天看着吗？”院子里的花草被他踩得东倒西歪，平日里的斯文模样全没了。 他养的这只雪鹤，是去年江南盐商送的，据说能通人性，鸣声清亮。翁同龢把它当宝贝，特意请人做了紫檀木的鹤笼，每天亲自喂小米、换水，连上朝回来都要先去跟鹤“说说话”。如今鹤丢了，他比丢了官印还着急，当即让家丁去街上贴告示，自己则坐在书房里，一笔一划写告示内容，字里行间全是焦急：“家失仙禽，通体雪白，左翅有浅疤，鸣声清越如笛。有拾得者送回户部尚书府，赏银五十两，绝不食言。” 五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那会儿北洋水师的普通水兵，一个月俸禄才二两多，五十两够一个水兵吃两年的粮。有下属劝他：“大人，前线正缺军饷，邓世昌将军的遗体还没打捞上来，您这赏银是不是……”话没说完，翁同龢就瞪了过去：“鹤是君子之禽，代表风骨，岂能与凡俗银钱比？再说，家事也是要事，耽误不得！” 告示贴出去后，翁府的家丁几乎把京城翻了个底朝天。胡同里、茶馆外、甚至国子监的门口，都能看到家丁逢人就问：“您见着一只白鹤没？左翅有疤的。”有百姓指着告示笑：“都快亡国了，大官还在找鸟，这大清是真没救了。”这话传到翁同龢耳朵里，他只皱着眉说“市井之人不懂风雅”，转头又加了赏银，从五十两涨到了一百两。 反观威海卫的前线，北洋水师的将士们正饿着肚子打仗。煤是掺了土的“渣煤”，烧起来浓烟滚滚，军舰跑不快；炮弹里装的不是火药，是沙子，打出去连日军的船板都穿不透。有士兵给家里写信：“粮里掺着石子，渴了只能喝海水，大人要是能拨点粮饷，我们就算死也值了。”可这些信，大多被压在户部的案头，翁同龢连拆都没拆——他正忙着让画师画鹤的模样，好让家丁拿着画像找人。 更讽刺的是，就在翁同龢满世界找鹤的那几天，户部收到了北洋水师的紧急军饷申请：要二十万两银子，买炮弹、补粮饷，不然威海卫守不住。下属拿着申请找翁同龢签字，他却头也不抬地说“先放放，等找到鹤再说”。结果这一放，威海卫很快就被日军攻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吞鸦片自杀，剩下的军舰要么被击沉，要么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有人说翁同龢是“假风骨”，平时把“家国天下”挂在嘴边，真到事上，连一只鸟都比国家重要。其实早有人看出来，他对北洋水师本就没多少好感。因为他跟李鸿章不对付，而北洋水师是李鸿章一手建起来的，所以连带着军费都常被他克扣。有次李鸿章去户部要军费，翁同龢找了个“国库空虚”的理由推脱，可转头就给自家修了新的鹤园。 翁同龢的文人风骨，说到底是“精致的利己”。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雅趣，至于前线的将士死活、国家的存亡，只要没烧到他的书房，没丢了他的鹤，就都不算急事。那天傍晚，有家丁来报，说在城外的破庙里找到了鹤，只是翅膀被人打伤了。翁同龢立马喜笑颜开，亲自坐着轿子去接鹤，路上还特意让管家买了最好的金疮药，全然忘了当天早上，威海卫陷落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军机处。 百姓们看着翁大人的轿子从街上过，轿帘掀开一角，能看到他正小心翼翼地抚摸鹤的羽毛，嘴里还念叨着“让你受苦了”。有个卖菜的老汉叹着气说：“咱们的兵在海上流血，大人在城里疼鸟，这大清啊，怕是真要完了。”这话没说错，甲午战败后，中国赔了日本两亿两白银，割了台湾、澎湖，从此彻底沦为列强眼里的“肥肉”。 后来有人在翁同龢的日记里看到，他在甲午年十月初九写：“雪鹤归，伤愈，甚慰。”可同一天，日记里关于威海卫陷落的记载，只有短短五个字：“威海失，丁死。”没有悲伤，没有愤怒，仿佛只是记了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对比之下，更让人觉得心寒——一只鹤的伤，比一支水师的覆灭、一个提督的死，还让他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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