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听说妻子彭德华要来北京，连夜把家里的大床换成了单人床，当着邻居的面撂下狠话：“我就是死也不和她睡！” 谁也没想到，这张单人床后来摆了三十年，直到彭德华走了都没再合起来。 1964年的北京，胡同里的槐花都落尽了，空气里还飘着点甜丝丝的味儿。季羡林从学校回来，刚进院门就被邻居张大妈拽住：“季教授，听说彭大姐要从山东老家来了？这下好了，家里总算有个拾掇的人了。” 季羡林“嗯”了一声，脸上没什么表情，脚步没停就进了屋。屋里那张红木大床还是当年单位分房时配的，占了小半间卧室。他瞅着那床，眉头拧成个疙瘩，转身就往胡同口的木器店跑。 “给我来张单人床，越窄越好，今晚就得送货。”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语气急得很。店主认识他，知道是北大的大教授，笑着打趣：“您这是要给客人加床？”季羡林没接话，掏出钱拍在柜台上：“别问了，赶紧送。” 傍晚的时候，两个师傅扛着张铁架单人床进了院，叮叮当当拆了大床，把单人床安在了原来的位置。邻居们都扒着门缝看，不知道这大教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正赶上彭德华带着一篮子山东大枣进门，脚刚迈过门槛，就看见那张小得只能蜷着腿睡的单人床，手里的篮子“哐当”掉在地上，枣滚了一地。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裹着小脚，脸上的皱纹里还沾着旅途的尘土，瞅着那床，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这床就够我一个人睡。”季羡林背对着她，声音硬邦邦的，“你来了就睡外屋的沙发，反正你也住不了几天。” 邻居王大爷刚好路过，听见这话，忍不住插嘴：“季先生，哪有这么待自家媳妇的？” 季羡林猛地转过身，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对着院里的人就喊：“我就是死也不和她睡！” 这话像块石头扔进水塘，炸得街坊四邻都没了声。彭德华蹲在地上捡枣，手哆哆嗦嗦的，捡着捡着，眼泪就掉在枣上，把土都洇湿了。 谁都知道这两口子过得拧巴。季羡林是留过洋的大教授，读的是梵文，写的是洋文章；彭德华是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围着灶台转。当年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拜堂那天他都没掀开盖头，第二天就躲回了学校。这几十年，一个在北平念书、留洋、教书，一个在山东老家伺候公婆、拉扯孩子，聚少离多，像两条平行线，好不容易有了交集，却碰出这么个火花。 彭德华在沙发上蜷了三个多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季羡林的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砚台里的墨总是磨得稠稠的，桌上的热茶从没凉过。季羡林呢，除了吃饭，基本不跟她说话，晚上关了书房门，就听着外屋沙发“吱呀”响，他知道她没睡好，却硬是没挪过一步。 有回彭德华得了风寒，咳得直不起腰，季羡林半夜被咳醒，在屋里转了三圈，最后还是拉开门，往她身上盖了件棉袄。彭德华迷迷糊糊抓住他的手，他像被烫着似的缩回手，摔上门就再也没出来。 后来孩子们来北京，看见那单人床都直皱眉：“爸，换张大的吧，妈睡沙发太遭罪。”季羡林把眼一瞪：“她愿意！”其实他夜里看书，总听见外屋有动静，彭德华总在偷偷捶腰，沙发太硬，她那把老骨头哪扛得住。 就这么着，那张单人床在卧室里待了一年又一年。季羡林的书越堆越多，把床尾都占了一半，他就侧着身睡；冬天冷，他就在床边堆上棉被，像堵墙似的。彭德华呢，从不说啥，只是每年来的时候，都会把单人床的铁架子擦得锃亮，床板缝里的灰都抠得干干净净。 1994年秋天，彭德华走了。那天季羡林没哭，就是坐在书房里，对着那张小床发呆。孩子们要把床扔了，他不让：“放着吧。” 后来有人问他，这辈子最悔的事是啥。他想了想说：“年轻时总觉得日子长，等明白过来，人没了。” 那床就那么摆着，摆了三十年，从青丝摆到白头。床板上的漆掉了又补，铁架上的锈生了又擦，像个沉默的见证者，看着一个倔老头和一个老妇人，用最拧巴的方式，过了一辈子。胡同里的槐花开了又落，季羡林还是每天在那单人床上睡觉，只是夜里翻身时，总觉得床底下，好像还藏着当年没捡完的山东大枣，甜丝丝的，带着点土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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