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出巡及北伐讨陈诸役

民国九年二月，接连收到云南督军唐继尧发来的电报，委派滇军总司令李根源作为建设会议里云南省的代表，解除李根源滇军总司令的职务，撤销总司令部。他手下驻扎广东的滇军两个师，直接归云南省管辖，由我就近指挥。我认为这些滇军虽然是我的旧部下，但我向来不喜欢和别人争夺名位。可是滇军驻扎在省会的部队，针对我的司令部和我的驻地，步步进逼、施加压力。广东督军莫荣新在背后支持他们，军政府的几位总裁，也不制止这种行为。所幸滇军两个师里，大部分官兵还服从唐继尧督军的命令。只有师长赵德裕、营长何福昌被莫荣新收买，依附莫荣新。

我看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打算亲自前往南雄、始兴，安抚慰问滇军将士。于是安排出巡军府的事务，由次长蒋尊簋接替管理部队。二月二十四日，我带领少数干部和警卫部队出发，走龙眼洞、太和墟，经过从化、翁源、始兴，最终抵达南雄。没想到我刚离开广州城，赵德裕、何福昌就出动部队拦截堵截，莫荣新还另外派出桂军、福军、各路统领部队，包括沈鸿英四个营，杨锦龙三个营，吕定国三个营，黄云两个营，申葆藩两个营，喻炳伦三个营，江永隆三个营，黄业兴三个营，莫正聪两个团，黄雁宾、卢炎山各一个团，邓文辉两个营，邱渭南六个营，魏邦平四个营，加上各游击队，不下五十多个营，再加上依附莫荣新的各路军队，兵力多达数万人，水陆两路一同进军，沿路拦击我们。为了自卫，保障安全，我不得不简单布置防务，一边派出队伍警戒，一边绕道快速行军。沿途多次发生战斗，双方都有伤亡，导致我们行军耽搁，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始兴。

当时鲁旅长（鲁子材）、杨旅长（杨益谦）的部队，都驻扎在始兴以及周边地区。我尽力安抚开导他们，仍然以避免内战为说辞。而韶关那边的敌方，却加紧备战，并且多次和我军交战。我军在江口击败赵德裕的部队，赵部溃散败退。这时成梘正担任第一军军长驻守南雄，本来是我的旧部下，他却率领部队占领古录，图谋进犯始兴。我见军纪已经混乱，决定扫荡这股敌军。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成梘的部队进犯我马子坳阵地，我立刻下令抵抗，敌军支撑不住稍稍后退。鲁旅长乘胜追击，胡团长又从罗坝带兵增援，成梘的部队就此土崩瓦解。下午三点，我们就攻下南雄，成梘带着几百人逃走。军政府得知消息，就由岑春煊总裁，派吴介璋前往始兴前线，下令停战。岑春煊还亲自到韶关等候我。我这次出巡，本来目的是消除内部冲突，没想到最后却让莫荣新等人耗费钱粮、调动军队，制造内乱，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接到岑春煊的命令之后，我在四月一日动身前往韶关。这时岑春煊已经返回广州，留下李书城、王有兰等候我，于是我们一同回到广州。这就是出巡之役。

我回到广州之后，在军政府住了十天，就动身去香港，再转赴上海。拜见总理孙中山，奉总理命令，前往云南，和唐继尧督军商量国家大事，之后再经过贵州进入四川。于是我又回到香港，带领少数干部，乘船经过海防去往云南。当时朱培德所统领的鲁、杨两个旅，已经取道湖南，抵达四川边境。我和唐督军商议完毕，带领两个营的兵力进入四川，与鲁、杨两部会合，驻扎下来等候命令。可是四川各路军队大多产生误会，冲突爆发，鲁旅长鲁子材、赵军长赵又新，都在战乱中牺牲。我辗转带领剩余部队前往贵州，驻扎镇远。当我带兵入川的时候，我的母亲以及部队军官的家属，男女老幼几十口人，都租房子住在香港，由我的妻子华世琦负责照料。当时我在四川作战，战事不顺，电报送到香港，几乎每天都有好几封，全部由妻子亲自翻译，常常整月不眠不休。再加上经济十分困难，家里和部队眷属的日常开销，数额巨大，妻子变卖首饰衣物，多方筹措经费，最终保证前线补给没有中断。我和部下，没有后方的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履职，世琦帮了我非常多，到现在部下们还常常称赞她。世琦平日里和我一同共患难，侍奉婆母，恪守妇道，我的母亲也特别疼爱她。

民国九年冬天，陈炯明所部以及粤军各部队，把驻守桂林的陆荣廷桂军赶出广东，收复广州。军政府解散，陈炯明等人迎接总理回到广东。民国十年五月，总理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在观音山设立总统府。在此之前，陆荣廷的桂军退回广西。民国十年春天，我奉总理的命令，带领军队协同攻打广西，从根本上解决桂系陆荣廷势力。于是下令出兵，派滇军先遣军司令官胡若愚，带领部队由湖南洪江，直扑三江口，进攻桂林、柳州；同时派滇军旅长李友勋，率领龙云等人的部队，从贵州独山，进攻广西庆远，作为策应；我亲自带领滇军师长朱培德、旅长杨益谦等部，由镇远经过湖南洪江，抵达广西三江口，接应前方部队。先遣军司令官胡若愚，带领部队会同粤军第二军军长吴忠信，以及赣军彭程万等部队，围攻桂林。胡部将士奋勇向前，前仆后继，最终以少胜多，首先在桂林击败桂军沈鸿英的部队，攻克桂林。同时李友勋的部队，收到胡司令官通报，改道直逼柳州，拿下柳州。我收到捷报之后，就率领我麾下滇军，直接进入桂林，整顿广西各地军民政府。当时陈炯明在广东，仗着功劳骄横放纵，做了不少不法之事。总理于是在当年双十节亲自前往桂林，整顿军队，准备北伐。在桂王府设立大本营，任命我兼任参谋总长。参谋部设在巡抚衙门，任命胡汉民为文官长，又任命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全部归我调度指挥，筹划北伐事宜。

这时陈炯明已经和北方北洋势力暗中勾结，有谋反的打算。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段祺瑞派代表周善培来到广东。粤军参谋长邓铿，一向深受总理信任看重，虽然他看不惯陈炯明，但是周善培是他的老师，所以他前往香港迎接周善培。陈炯明的党羽害怕邓铿阻挠北伐计划，向总理泄露内情，于是在广九车站暗杀了邓铿。总理在桂林听到噩耗，十分悲痛，于是在四月，从桂林返回广东。走到梧州，下令免去陈炯明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项职务。陈炯明躲在广州不出，反叛的迹象越发明显。五月十七日，总理派陆军总长程潜、内政总长居正前去劝谕陈炯明，承诺只要他不扰乱北伐，可以任命他担任两广巡阅使。两人开导劝说两天两夜，陈炯明表面遵从命令，暗地里却部署党羽在广州城郊，并且唆使部下索要军饷，逼迫政府。六月六日，程潜再次前往白云山郑仙祠陈部叶举的驻地，和陈炯明党羽商议，知晓他们必定反叛，回来禀报总理，请总理尽快返回韶关。总理没有采纳，于是就发生了六月十六日，陈部炮击观音山总统府的事变。

我在四月，率领滇军、赣军从桂林出发，顺着江东下。船走到三水，听闻陈炯明已经布防，就立刻调转船只，沿着芦苞进入北江抵达韶关，探查局势。当时总理来到韶关，交代北伐的作战方略，我于是带领滇、赣两军，会同粤军许崇智、黄大伟两部，分路向北进军。不到十天攻克大庾，随即收复南康，打下赣州，势如破竹。我也进驻大庾，亲临前线督战。一个多月之内，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吉安；向赣东进军的部队，已经逼近抚州。姜伯彰、何犹兴、方初叔、王舟、曹锡福、糜麓元、李润生等人，在赣北各县组织民军作为内应，声势大振，江西督军陈光远出逃。没想到观音山事变突然爆发，全军士气大受打击。我忧愤交加，重病加重，于是紧急命令各路军队撤回，准备援救总理。而陈炯明已经派出重兵驻守粤北，我急忙从大庾赶往南雄布防抵御。敌我兵力悬殊，黄大伟、许崇智的部队没有在当地久留，绕道前往福建，滇军则退回广西边境。我带领滇军李、卓两个团，暂时前往湖南驻扎，自己动身去上海治病。这就是北伐之役。

总理在六月十六日夜里，从观音山总统府脱险，登上永丰舰，驶入黄浦。十八日清晨，总理率领舰队攻打沙基寨，冒险进驻白鹅潭，任命蒋中正为参谋长，程潜担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征调各路军队前来支援。许崇智从南雄回师救援，和陈逆部队苦战一个多月，因为军饷武器短缺，转移部队到福建，赶走李厚基，占据福州。当时总理在白鹅潭停留已经两个多月，知道叛军气焰嚣张，短时间无法平定，于是前往上海。这时我的病还没有痊愈，总理亲自来探望我。病好之后，我时常前去拜见总理，和胡汉民、廖仲恺、程潜等人谋划恢复大业，奉命先去香港。没过多久，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人，都向总理表达效忠，请求讨伐陈炯明。于是他们从蒙江进兵攻打陈炯明，陈炯明战败，逃往东江。总理于是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先行返回广东。

到广东之后，商议我就任的事宜。我派出部队严密警戒，护送胡汉民就职。我约滇、桂军将领，在江防司令部开会。我认为沈鸿英反复无常，而且担心发生变故，就派代表参会；同时在江防署附近，预先布置防备力量。沈鸿英想要占据广东，开会落座之后没多久，突然掏出手枪拍在桌上，厉声说：“今晚这场会议，谁不接受我的意见，就试试这把手枪！”胡汉民见形势突变，趁机逃出去，从楼梯跑下楼。我派在江防署附近警戒的官兵，保护胡汉民脱身，才免于遇难。沈鸿英的弟弟沈敬生，和胡汉民一同被困，也被营救出来。我平日里对上级恭敬，对朋友诚恳爱护，但是胡汉民、汪精卫这些人，常常不能谅解我，实在令人感慨。当时程潜奉命安抚粤军，调一、三两师前往南路，进兵江门，军威大振。于是联合杨希闵、刘震寰逼迫沈鸿英退出广州，恭敬迎接总理回到广东，广东局势才安定下来。我在香港接到命令，先回广东，随即奔赴潮汕，招抚陈炯明旧部洪兆麟、尹骥、李云复这些强悍将领，打通福建、广东之间的通道。同时收编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苏世安五个师待命。不久奉命和许崇智调换防区，我又带领部队前往福建，把潮梅地区全部移交防地。这时厦门闽军总司令臧致平，两边观望，我到那里几句话就说服了他，以礼相待，还不时接济他，让他军饷无忧。在闽南驻扎数月之后，洪兆麟又偷偷回到汕头，引诱我麾下各师，还逼迫许崇智撤军，潮梅再次失守。我看局势变成这样，就从福建遣散干部，前往香港休养。不久再次奉命去广东。总理当时使用大元帅的名义，任命我为大本营参谋总长。我于是在七月进入广东，到大本营任职。大本营一共设立外交、内政、财政、军政、建设五个部，由伍朝枢、谭延闿、廖仲恺、程潜、林森分别担任部长。

这时陈炯明盘踞东江，又有洪兆麟占领潮梅，势力十分嚣张。大元帅派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以及李福林带兵讨伐，增城、博罗接连收复。于是我跟随大元帅出行，亲自去石龙督战。没想到陈炯明派兵增援，发起反攻，各路军队接连战败撤退，博罗、增城再度陷落。我跟随大元帅返回广州，一面命令滇将李根源收拢残部，策划反攻，调杨希闵、刘震寰各部投入作战。当时陈逆军队已经逼近瘦狗岭，广州全城震动。我激励将士奋勇反攻，大败敌军。不到十天，再次收复博罗、增城，陈炯明只能退守惠州，不敢再出兵。这就是讨陈之役。民国十三年春天，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讨论容共的主张，党内同志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十分激烈。总理向我征询意见，我回答说应当健全本党组织，优先培养党军干部，总理认可我的看法。于是创立黄埔军官学校，任命蒋中正担任校长。蒋介石曾经推辞，我就向总理进言：“校长这个职位，非蒋介石不可。”廖仲恺当时担任财政部长，于是请他尽力筹集经费，希望快速见到成效。开学典礼那天，我和谭延闿陪同总理到学校，参加典礼，并且奉总理的命令，宣讲本党建立军队的宗旨。秋天，再次筹划北伐，大元帅亲自前往韶关督师。恰逢北方政局变化，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掌控北平，发电报请大元帅北上，共同商议国事。大元帅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作为志向，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并且命我先行前往日本等候。于是北伐各军停止向北进军，我也动身前往上海。

注释：①孙中山十二月四日抵达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