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海拾贝
（二百六十）汉朝的党锢之祸
汉朝时，因党锢之祸，被处死的知名人数数以百计，使域内之人陷入很大的灾难。其事迹卓著能启示后人的知名人士的传记都已被载入史册。可是，一时因牵连而获罪，甘心受刑的都是这些有气节的忠义之士。由于他们的职务和知名度不高，因此，许多人只能在史书里列名附见。李膺被处死以后，他的学生和下属被牵连而遭囚禁的人很多，待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因此没有登记在册，所以没有受到追查。
景毅感慨地说：“我原以为李膺是个品德学问高尚的人，所以才让儿子拜他为师。现在岂能因为漏记入册而苟安度日呢！”遂自己上表辞职还家。高城（河北燕山）人巴肃，被列入搜捕名单，他便自己到县衙投案，县令打算封了官印，弃职和他一同逃亡，巴肃没有同意。范滂被免职之后，住在征羌县（今河南偃城东部）故乡，朝廷又下诏，立即逮捕他，所派来的督邮吴导来到县里后，心中不忍，抱着诏书，紧关着客馆的房门，爬在床上哭泣。范邦知道他一定是为了自己而来，便穿着皂白的衣衫去监狱投了案。县令郭揖大吃一惊，要抛弃官印和他一同逃亡。范滂说：“我死了，这场祸也就平息了，怎么能连累你呢！”张俭也是因被追捕而在逃亡在外的。凡是他去过的地方，主人总是冒家破人亡的危险来收留他。在他住过的人家当中，后被发现而处死刑的就有十几户。后来张俭又流亡到东莱郡（今山东半岛一带），最后又到外黄（今河南杞县东）李笃家里。
外黄县令毛钦，闻讯领兵包围了李笃家门，李笃走出来对他说：张俭是被迫流亡，并没有什么罪。即使能把他重新捕获，难道能忍心把他再捕起来吗？”毛钦抚摸着李笃的肩膀说：“春秋时的蓬伯玉，饱尝耻辱，甘当正人君子，先生为什么这样独自讲仁义呢？”说罢，叹息着领兵回去了，张俭才免去逮捕。停了几年，担任上禄（今甘肃成县南）长官的和海，上奏蔬劝皇帝说：“搜捕禁锢党人而牵连五族，逮捕人太多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因此才把党人从祖父以下旁支亲属，都释放出来。这几个君子的品质都是怎么好，东汉时人注重名节，这不是很好的例证吗？
（二百六十一）资治通鉴
司马光奉旨编《资治通鉴》，聘请范祖禹参加编辑，常常亲笔写一写手谕给他，讲述编辑要点。大体要求同《左传》一样编年叙事的体例。又说：“凡同一年内的年号，都要用后来延续下去的那个为准。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同时又是隋恭帝义宁二年，则从正月起便是唐高祖，不称隋义宁二年。五代梁开平元年正月，就不称唐天祐四年。”所以，这部书凡遇到同一年内的，两个年号的都采用这种办法。但要仔细研究一下。就觉的有不通的地方。司马光的本意是以《春秋》鲁定公为例，在他没有即位时，就记正月是他的元年。但是，因为昭公死于去年十二月，第二年的事，当然不能再放到昭公的名下，所以这时定公虽然是还没有当国君，自然得把前几个月追记在他名下。况且《春秋》经文十分简单。不过一二十字一览便知，但《通鉴》就不能同等看待。比如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标题为隋恭皇帝上卷，但直至下卷末尾，恭帝即位，才改元义宁，紧接着便是唐高祖和武德元年，这里前后共涉及三卷，而这时候隋炀帝还在世。内文说的是他在江都（今江西扬州）的事。唐明皇后卷的开头表明为唐肃宗至德元年，到一卷的一半才，写到太子即位。唐代宗下卷又说：“皇上正在振奋精神治国，不断破格使用人才。”这里其实的是唐德宗的事。
唐庄宗同光十年，便放到明宗纪年，而卷内且记载皇帝命李嗣源（明宗的本名）去征讨邺郡（今河南安阳一带），写下一卷时，庄宗才驾崩。潞王清泰三年，便标题为晋高祖。而卷内记载有，石敬瑭（晋高祖本名）叛乱，直到卷末，才有晋天福的年号。像这样的东西，解释起来十分费力。此外，还有晋、宋等不属正统。割据一方的蛮族政权，他们封的王公位，以及任命的大臣、宰相，记得十分详尽。有的记到二百字之多。
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病卒，魏国的章安侯封茹卒，还记有文正公崔宏、文成公穆观、平舒侯燕风、平昌宣王和他的奴仆等人病故，都是无关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的人。而有关汉朝历史变化的周勃之死，却没有记载。还有记载汉章帝出游长安（今陕西西安），出游槐里、岐山，又到长平，住进池阳宫，往东到高陵、骊山各地，这些地方均在今陕西省。十二月丁玄还宫。又乙末游行东阿，北登太行山，到天井关。夏天四月回到宫里。又记有魏国国君七月到鱼池，游览青冈原，甲午回宫。八月又到弥泽、牛头山游览，甲子回宫等。像这些游览情况每年都有，完全可以省略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