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守一

最近有一个词很流行——愤怒诱饵（rage bait）。

这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词典》选出来的2025年度词汇，指故意设计成令人沮丧、挑衅或冒犯形式的在线内容，旨在引发愤怒或愤慨，通常是为特定网页或社交媒体账号引流、提升互动量。

这个捕捉时代情绪的术语引起部分网友共鸣，有人将这类挑动对立的行为归罪于信息社会的某种“流量焦虑”，也有人将矛头指向社交媒体算法，认为是这些隐形推手制造了网络世界的情绪风暴。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对社交媒体算法的刻板印象，很大程度造就了误解。对愤怒内容的偏好，根植于人类思维模式，而平台算法，反而一直在努力打压这部分流量。

01

回溯网络生态的演变历程，自从门户时代成为过去，人们接触新闻资讯的主阵地，就日益转移到社交平台。

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专业机构，当人人都成为“媒体”，基于事实的资讯和基于立场的观点，天然深度纠缠共生。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话题事实还没搞清楚的时候，非黑即白的站队和攻击已经如火如荼。从政治议题到经济事件，从性别关系到娱乐八卦，公共讨论频频变成极端化言辞的魔法对轰。

一起看似简单的社会事件，可能因为一句带有标签的判断，瞬间点燃成千上万条愤怒留言。

极端化情绪和言论泛滥，会让理性的人感到沮丧，但就本质而言，这种和传播伴生的情绪风暴，并非数字时代的特产。

传播学奠基人李普曼，在100多年前的代表作《舆论》中，就分析过类似现象的原理——

“在激烈地憎恨一件事时，我们很容易将其与我们激烈憎恨或恐惧的大多数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因果关系。”

简单来说，憎恨、愤怒之类的情绪，能够帮助普通人完成“归因”。

在分工日益精细化、复杂化的社会，普通人对远离日常体验的很多事，往往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去准确理解。

某些别有用心的传播者，塑造一个假想敌或者仇恨靶子，激发受众的愤怒情绪，就会令其以为找准了某个问题的症结，满足了其“终于看懂这个世界”的爽感。

对此，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有过社会学角度的犀利分析，即个体融入群体后，智商会降低，情绪会被放大，倾向于接受简单、极端的观念。

可见所谓“愤怒诱饵”，只是给一个古老的传播现象或者说社会学现象，披上了新的数字外衣。

如果要说社交媒体时代，“愤怒诱饵”的表现和过去有什么明显不同，或许是受众的规模变得无比庞大、发声变得无比便捷，因而其负面影响就变得更受瞩目。

02

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平台和算法的原罪，还是人性弱点的数字化呈现？

回答之前，先要区分两个层面：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和社交平台的行为。

前面说过，抛出“愤怒诱饵”，并不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创举。报纸时代的评论文章，甚至更古早的街头演讲，传播者在表达观点的时候，都可能使用“诉诸愤怒”的技巧。

因为愤怒作为一种高唤醒度的情绪，能快速打破理性屏障，让人产生“我在捍卫真相”“我在捍卫正义”之类自我满足的幻觉。

心理学研究也表明，愤怒会削弱认知的灵活性，使人更执着于自己的立场，更难接受不同意见。因而激发愤怒，容易达成传播者的预期目标。

社交媒体时代的很多内容生产者，的确更有动力使用“愤怒诱饵”，这就像投放情绪兴奋剂，能刺激用户多巴胺分泌，进而带来即时的流量回报。

关键是平台扮演什么角色呢？很多人指责平台算法的“偏好强化”机制，会助长“愤怒诱饵”现象。

乍一听似乎有道理。

“用户越点击某类内容，系统越推送同类内容”，已经成了很多人对算法的刻板印象——用户为一条愤怒内容点赞，平台会推荐更多更愤怒的，于是用户会被困在“愤怒回音室”里。

这似乎很符合用户的直觉。但其实，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放任“愤怒诱饵”，并不符合平台的长远利益。

愤怒内容一方面会侵蚀平台的公信力和用户黏性，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平台商业化价值。

当用户陷入无休止的争吵漩涡时，最终会选择用脚投票。而一个极端情绪泛滥的平台，广告商也只会敬而远之。

总之，平台不考虑用户体验，无异于自杀。所以，没有平台会真的愚蠢到“饮鸩止渴”，主动把平台生态搞得乌烟瘴气。

03

很值得玩味的是，黑化平台算法，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愤怒诱饵”式表达。

把平台和算法指斥为“愤怒诱饵”的幕后黑手，等于是抛出一个背锅侠，让其为这一成因复杂的社会现象负责。

但如果抛开偏见，多去了解一下平台的算法规则，就会发现很多指控并不成立。

以抖音为例，今年首次系统性披露了平台算法机制。同时升级“使用管理助手”，为用户提供了观看时长分析和内容偏好管理的便捷工具。

抖音探索了一套复杂的平台治理体系约束违法违规内容

此外，还推出了《抖音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规则（试行）》，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煽动、攻击、引战内容，并对为博取流量刻意制造冲突、煽动引战等内容，以及发布煽动蹭热内容的“恶意营销号”等，进行重点治理。

这些反用户直觉的设计恰恰证明，算法并非只会放大愤怒，同样可以成为理性对话的催化剂。

如果无视平台这些透明可见的努力，始终用关于算法的刻板印象，来重复表达对平台和算法的愤怒，也算是中了“愤怒诱饵”的毒。

从媒体演变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视角看，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本身是巨大的进步。

它让很多边缘群体有了发声的渠道，有了和外部世界链接的可能，也让知识和文化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壁垒。

而一个存在海量用户和内容的平台，不可能离得开算法。

愤怒诱饵现象的存在，不应成为否定平台和算法的理由——就像印刷术诞生初期也曾被用于传播谣言，但最终推动了启蒙运动；电报曾被用于煽动恐慌，却也为现代新闻业奠基。

技术本身无善恶，向善或是向恶，取决于人类驾驭它的方式。

通过算法优化抑制愤怒诱饵的传播，通过培育正向内容生态让理性对话变得更可行，都是抖音等平台正在做的事情。

当然，技术的进步永远不能消除人性的复杂，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愤怒诱饵”现象就永远无法根除。重要的只是，以更理性的姿态，去面对和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