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外的工地上，民夫如蝼蚁般遍布新开的河道两岸，监工的官吏手持图纸与算盘，他们的任务不是计算成本与工期，而是用最短的时间将地图上的线条变成流动的水道。

大业元年，刚刚登基的隋炀帝杨广，向整个帝国下达了一系列令官员们瞠目结舌的“项目开工令”。这位三十五岁、正值壮年的皇帝，心中怀揣着一张宏大的帝国蓝图。

在短短一年内，他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开凿通济渠（大运河的关键一段），并开始筹划连通北方的永济渠。他急于在历史坐标上刻下超越秦皇汉武的印记。这如同一份没有明确预算上限、不考虑资源瓶颈的“帝王甘特图”。他相信，凭借父亲隋文帝积累的“可供五六十年”之用的天下储积，足以支撑他的伟业。

然而，历史的进程证明，这张“甘特图”不仅失控了，而且最终成为一份拖垮强盛帝国的“死亡报表”。

如果用现代项目管理的眼光审视，大运河项目最令人震惊的，是其近乎野蛮的推进速度。

从大业元年（605年）开凿，到大业六年（610年）江南河完工，这条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以洛阳为中心、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两千公里（约五千余里）的人工动脉，主体工程仅用时约六年。工程被分为数段，几乎同时上马，数百万民夫在不同工段上被驱役。

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开凿时，“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当年春季开工，秋季即告完工，以便隋炀帝能在八月乘龙舟巡游江都。永济渠（北通涿郡）开凿时，同样征发河北诸郡百万民夫。这种速度的背后，是隋朝一种被后世学者称为 “多层次工程监管法” 的高效组织体系。在皇权的绝对高压下，这套系统能将指令分解并迅速传导至基层，其组织动员能力在古代世界堪称卓越。

但这种“高效”是冰冷而残酷的。进度是唯一的硬指标。据记载，验收官吏会用“木鹅”法测量河道深浅：在木鹅下置一丈二尺长的铁脚，顺流放下。木鹅在哪段停滞，就认定该段挖得不合格，负责的官吏和大量民夫便会面临残酷惩罚，甚至有记载称一次坑杀五万人的极端案例。进度压倒了人性，也掩盖了所有潜在的风险与隐患。

隋炀帝的底气，来自于隋文帝留下的雄厚“项目资本金”。经过“开皇之治”，隋朝国库充盈， “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储积之多，可供全国五六十年之用，被后世史家评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然而，大运河并非孤立工程。它只是隋炀帝“奇观建设组合拳”中的一记重拳。同时期，他还营建了周长超过六十里、穷极壮丽的东都洛阳城，每月征发民夫二百万，十个月急速建成。他在全国各地广建离宫别馆，三次大规模巡游，每次“从行者竟达五十万人之多”。

更要命的是，运河刚刚贯通，隋炀帝便迫不及待地启动了另一项吞噬资源的超级项目：三征高句丽。为支撑远征，通过新开凿的永济渠向北方前线转运兵甲粮秣，数十万民夫往返于道，昼夜不息，“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大运河的开凿本身已耗费巨万，而当它与无休止的宫殿建设、极度奢靡的巡游、规模空前的对外战争捆绑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场全方位的财政与人力资源的“大出血”。父亲攒下的“五六十年”的老本，在儿子手中短短几年内就被迅速耗光。帝国的经济根基被彻底动摇，预算全面失控。

这张“甘特图”上最沉重的一栏，是 “人力成本” ，它由无数民夫的血肉填成。史书多用“动辄百万”来描述征发规模。

开凿通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

开凿永济渠，又发河北诸郡百万余众。

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夫二百万。

修长城，“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这意味着，短短十几天内，就有超过五十万人死亡。

这些不是独立的数字，而是持续数年、重叠进行的征发。一个家庭中的男丁，可能刚刚从运河工地侥幸生还，又被征发去辽东运粮或修建长城，最终埋骨他乡。全国近半数的青壮年劳力被从农田和家庭中强行剥离，投入到永无止境的役作中。

隋朝的人口在隋炀帝登基初期达到顶峰，约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余万人。而经过大业年间密集的工程与战争消耗，到唐朝建立时，人口已锐减。大运河等工程在缔造地理奇观的同时，也几乎将隋朝的人口红利消耗殆尽。

如果我们深入隋炀帝的内心，会发现他的行为并非全然疯狂。他开凿大运河，心中有一盘“大棋”，一个分三步走的宏大战略构想：

1. 近期目标：沟通南北，转运钱粮，巩固统治，并借此摆脱对关中传统贵族集团的依赖。

2. 中期目标：以东南财富经略东北，解决高句丽边患，翼卫京畿。

3. 远期目标：构建一个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的水路核心网络，实现“汇通天下”的帝国梦想。

这个构想本身，具有一定前瞻性。大运河在之后千余年里，确实成为维系中国经济命脉、促进南北融合的大动脉，可谓“不仁而有功”。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评价格外深刻：“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意思是，若抛开他奢华巡游的弊政，其开河之功可与大禹相提并论。

问题的关键在于 “若无”二字。历史没有如果。隋炀帝的致命缺陷在于，他将一个需要数代人稳扎稳打的百年大计，压缩成一代人必须完成的急功近利。他像一位才华横溢却刚愎自用的总工程师，沉迷于蓝图上的线条与节点，却完全无视现实材料的极限和施工者的承受能力。

他的“甘特图”上，排满了并行推进的超级任务，却没有预留任何风险缓冲期，没有设置任何纠错机制。当征辽失败、民变蜂起时，整个项目体系——连同帝国的统治体系——便因毫无弹性而“脆断”和“崩盘”。最终，他沿着自己开凿的运河仓皇南逃，却也是在运河畔的江都，被叛军缢杀。这条本意为帝国输送活力的血管，成了王朝的墓道。

千年已逝，大运河的碧波依旧流淌。当我们用现代项目管理的视角回望，隋炀帝的悲剧，在于他拥有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宏大规划，却执迷于用前现代的手段，以牺牲整整一代人为代价，去强行兑现。

他的“甘特图”画出了地理上的奇迹，却也在社会经济的报表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赤字。它警醒后世：任何伟大的蓝图，若脱离对人最基本的尊重与关怀，若失去对进度、成本与风险的平衡掌控，最终收获的，可能不是千秋伟业的丰碑，而是一纸名为“误国”的残酷决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