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天，长江江面升起薄雾，渔船汽笛声此起彼伏。徐宇澄踩着被潮水浸透的木板码头，接过一封盖着解放军邮戳的信。他知道，这是吴信泉寄来的，又一封。“老徐，记住相信组织。”短短九个字，像从寒风里伸出的一把火，把他从江风里扯回到更久远的岁月。

转到捕鱼队已是第二个年头。白天撒网，晚上补网，胳膊常被麻线磨出血口子。同行的渔民好奇他的来历，他只笑笑，没多说。只有在夜里，蹲在桅杆下摊开吴信泉寄来的信，他才敢让记忆发酵：1974年盛夏，自己初到北京西郊炮兵靶场，以为能在科研第一线大展拳脚，却被临时抽去给年近花甲的吴信泉做秘书，心里多少有些不甘。

第一次随首长下部队调研就吃了苦头。南疆的雨季来得猛，山路泥泞。吴信泉拄着登山杖走在最前面，不肯让警卫员扶。夜里宿营，他把靴子搭在火堆旁，翻开笔记本，一页页默写各国自行火炮参数，像学生做功课。那晚，徐宇澄小声感叹：“首长，您记这么多不累吗？”吴抬头笑了：“脑子不用，才会生锈。”那句话此后成了徐的座右铭。

与吴信泉共事的两年，最让徐震撼的不是首长的军衔，而是那股不肯服老的钻劲。每到试射场，吴总要亲自盯紧发射数据，甚至亲自扣动电钮；回师部后，他拿红蓝铅笔在图纸上改得密密麻麻。徐后来回忆：“他写字不快，却极少涂改。”文件落款里的“炮兵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十六个字，是将近三十笔的行书，写完竟不抖一抖手。

1976年7月，一场特殊的清查悄然铺开。有意思的是，外界风声渐紧，吴信泉却主动向党委递交个人意见书，要求以普通党员身份陈述看法。结果可想而知，工作被搁置，秘书也成了“密切接触对象”。徐宇澄接到调令：暂回地方，接受审查。离京那天，他提着仅有的行李，灯光下能听到军靴钉子磕在地面上的脆响。

科研所没敢收他。县里只好把这个“带帽子”的干部送到几十里外的江边渔业大队。茅草棚四面漏风，夜里水汽顺着篾缝钻进被褥。妻子带着孩子在屋角点油灯，墙上影子被拉得老长。徐不懂水性，也不会自行车，往返城郊只能徒步六七公里。苦日子持续多久，他自己也说不清，只记得信件一封接一封地来。

信里从无豪言壮语。吴信泉总说两句话：第一，相信党；第二，学点新东西。徐照办。闲时抓起渔民用的破旧罗经，自学航向测量；夜深了，就抄写《兵器知识》旧刊。渔民取笑他“读书能当饭吃吗”，他笑笑不辩。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空气里仿佛带了甜味。可县里调他回机关的报告仍被搁置，徐不免焦躁。

1979年秋，形势出现松动。县组织部干部悄悄走访捕鱼队，核实徐宇澄表现。半个月后，文件下达：原结论撤销，调县财政科任副科长。消息传到码头，渔民老林拍着他肩膀喊：“老徐，你要上岸了！”那一刻他才真切感到，吴信泉的九字嘱咐不是空话。返回县城那天，他没先去新宿舍，而是拐进邮局，拍了封电报：“首长安好，一切照办。”

吴信泉接电报时，人在广州军区医院复查旧伤。他已七十高龄，仍坚持要把军工科研的未竟之功补齐。见到徐的报平安，老人对陪护的警卫员说：“孩子过了这道坎，就能顶得住风雨。”声音不大，却透着笃定。

1980年2月，徐被批准到县机关报到，家属也迁回城区。几位旧同事投来探询的眼神，他轻轻点头，算是回应。新岗位不算显赫，可他干得极投入。每年盘点县财政，他坚持手工对账到深夜，自嘲“当秘书时练出的细致，总算有用武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吴信泉的关怀从未止步。1981年中秋，他随夫人俞惠如来信，一并寄来两盒月饼，让徐给孩子们添点节味；1983年端午，又托前线归京的学员带来一包新茶。吴在信里写：“警卫员、司机、秘书是我一生的战友。”读罢这一句，徐把信折好，夹进日记本，再没让别人碰。

1986年初夏，吴信泉从广州返京途中，特意绕道扬州、南京，下车后把行程单压在茶几上，只留一句话：“去看看老部下。”当他踏进徐宇澄所在的小城时，已是傍晚。两人隔着人群握手，徐忍不住开口：“首长，都是您把我拉回来的。”吴摆手：“别这么说，靠的是你自己。”一句短短的对话，旁人听得云里雾里，却让他们心照不宣。

吴信泉逝世于1987年6月8日，终年七十二岁。噩耗传来，徐宇澄正在审计账册。他把钢笔放下，默默立在窗前。六点的钟声敲过，县城上空的云层像被剪开一道缝。他没有哭，只在夜里翻出那一沓旧信。信纸泛黄，字迹仍旧硬朗，尤其那九个字，墨色没有褪。

若干年后，徐已是副县级干部。有人请他在退伍军人座谈会上谈感想，他只说了一句：“困难时候，有人告诉我不要丢掉信念。”没提寄信人，也没谈自己的苦与乐，话说完，他合上笔记本，走下讲台——风平浪静，却回荡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