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长征十二号甲在酒泉完成首次飞行试验,二子级顺利入轨,但一子级未能成功回收;就在不久前,朱雀三号的回收验证同样止步于最后阶段。两次事件叠加在一起,让不少人产生疑问:中国火箭为什么总在“回收”这一步摔跟头?“炸火箭”的学费,真的非交不可吗?

先把结论说清楚:在可重复使用火箭这条赛道上,失败不是偶然,而是高概率事件。
回收火箭,并不是“把已经成功的火箭多加一步操作”,而是对整个运载系统的重新设计。以长征十二号甲为例,它的目标不是单次发射成功,而是验证“液氧甲烷+一级重复使用”这一完整技术路线。这意味着,从发动机点火策略、推进剂管理,到结构强度、热防护,再到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回收阶段经受比上升段更苛刻的考验。

很多人低估了“回收”的难度。
长征十二号甲,是我国第二款在首飞阶段就验证一级回收的火箭。这意味着,它并不是在一枚成熟火箭上“加装回收模块”,而是从设计之初,就把“重复使用”当成核心目标。液氧甲烷发动机、箭体结构、飞行控制逻辑、推进剂管理方式,全部围绕“能不能再飞一次”来重新构建。
这种设计思路,和传统一次性火箭几乎是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一次性火箭只需要考虑“把载荷安全送到轨道”;而可回收火箭,需要在完成这一目标之后,再让一个已经经历高载荷、高温、高振动的庞然大物,在复杂气动环境中完成“返航、减速、再着陆”。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结果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回收失败。
很多人会问:美国不是已经成功了吗?照着学不就行了?现实是,可回收火箭并不存在“抄作业”的捷径。 SpaceX今天的成功,是在多次失败基础上换来的。猎鹰9号早期回收试验中,同样出现过姿态失控、燃料计算错误、着陆腿展开失败等问题;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在实现回收之前,也经历了漫长的地面验证和飞行试错。现在看似“理所当然”的回收画面,当年同样伴随着爆炸和坠毁。

每一款火箭的结构、发动机、质量分布都不一样,回收控制算法无法简单照搬。液氧甲烷发动机在回收阶段的点火稳定性、推力调节精度,本身就是全球航天界仍在攻关的难题。
那为什么还要执意走这条路?因为一次性火箭的性能和成本,已经接近极限,而进入太空的需求却在指数级增长。卫星互联网、遥感星座、深空探测,都需要更高频次、更低成本的发射能力。如果每一次发射都“用完即弃”,那么无论是商业航天还是国家航天体系,都会很快被成本拖住脚步。

可回收火箭真正的价值,在于把进入太空,从“奢侈行为”变成“工程常态”。 一旦回收复用跑通,发射成本将出现数量级下降,航天活动的节奏和规模都会被彻底改写。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回收失败,也没有一家认真做航天的国家选择放弃这条路线。
回到“炸火箭”的问题。从工程角度看,这些失败并非“白白付出”。长征十二号甲和朱雀三号,都完成了最核心的验证目标:入轨成功,说明动力系统、总体设计和飞行控制是成立的;回收失败,恰恰暴露了最有价值的问题区间。真实飞行数据,是地面仿真和风洞实验永远无法完全替代的。每一次失败,都会显著缩小下一次试验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警惕的,那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很多“乌合之众”容易把“回收失败”等同于“技术不行”。在可回收火箭这条路上,真正的失败,是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继续飞。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中国商业航天和国家队几乎同时押注“可回收”,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是中国航天的一次方向性选择。今天交的学费,决定的是未来十年、二十年,谁能在太空运输体系中掌握主动权。

所以,“炸火箭”的学费非交不可吗?如果目标只是完成几次发射任务,或许可以绕开;但如果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可规模化的航天体系,那么这笔学费,不仅交得起,而且必须交。
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哪一次没炸”,而是哪一次失败之后,问题被彻底解决。

在可回收火箭这条赛道上,中国正在经历的,不是“落后”,而是必经阶段。今天的失败,决定的不是成败,而是我们是否有耐心和定力,把这条最难的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