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刚从工地结的十五万工钱，冲进家门时，只看到空荡荡的衣柜和被撬开的抽屉，媳妇李娟带着我拿命换来的全部血汗钱，跟邻村的张强跑了。

我疯了似的翻遍整个屋子，在衣柜最底层那个她从不让我碰的木盒子里，翻出了压了五年的亲子鉴定报告，“排除亲生血缘关系” 这七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眼睛上，我才知道，自己当了五年的傻子，替仇家养了五年的女儿。

腊月二十八的寒风从敞开的院门灌进来，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把哭着喊妈妈的妞妞塞给红了眼的老娘，兜里揣着仅剩的三百多块钱，背上蛇皮袋就往村口的火车站走，没人知道，这个背着铺盖卷的农民工，此去要掀翻多少藏在暗处的骗局，又要为自己被偷走的五年，讨回一个怎样的公道。

1

腊月二十八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我背着蛇皮袋冲进家门时，屋里一片狼藉。衣柜门敞着，李娟的衣服全没了，梳妆台上她最喜欢的那瓶香水也不见了，只剩下半盒没抽完的烟，是张强常抽的红塔山。

我疯了似的翻遍了整个屋子，床头柜的抽屉被撬了，我藏在床垫下的银行卡早就没了踪影。那是我在工地搬了一年砖，每天干十四个小时攒下的十五万，本来打算开春就翻盖房子，给妞妞报个镇上最好的幼儿园。

“强子，你可回来了！”我妈扶着门框走进来，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昨天下午我还看见李娟带着妞妞去村口买糖，晚上就没人了，还是隔壁老王发现她家灯一直没亮，给我打的电话。”

我没说话，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亲子鉴定报告，纸上的字像针一样扎进我的眼睛。“排除亲生血缘关系”，这七个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眼睛发酸，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妞妞从里屋跑出来，抱着我的腿喊：“爸爸，妈妈去哪了？我想妈妈。”

我蹲下来，摸着她的头，她的眼睛像极了张强，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个梨涡，跟张强一模一样。以前我总觉得妞妞长得不像我，还安慰自己说女儿随妈，现在才知道，原来我就是个傻子，替别人养了五年的女儿。

“妞妞乖，妈妈出去挣钱了，过几天就回来。”我强忍着眼泪，把她抱起来，她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热乎乎的。

我妈叹了口气，说：“强子，这事要不就算了吧，钱没了可以再挣，妞妞都五岁了，跟你亲得很，就当是自己亲生的。”

我摇了摇头，把妞妞塞给我妈，从兜里掏出仅有的三百二十七块钱。那是我留着买火车票的零钱，本来还想给妞妞买个印着佩奇的新书包。

“妈，你帮我照顾好妞妞，我去找他们。”我咬着牙说，“我必须把我的钱要回来，还要讨一个说法。”

我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哭着说：“你去哪找啊？天下这么大，你一个人出去多危险啊！”

“我知道他们去广州了，张强以前在广州的电子厂打过工。”我挣开我妈的手，背上蛇皮袋就往外走，“我就是死，也要把那对狗男女找出来。”

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最早一班去广州的火车票，凌晨两点发车。我站在寒风里，看着家里亮着的那盏昏黄的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此去，不讨回公道，誓不还乡。

2

火车晃了二十七个小时，终于到了广州。出站的时候，天正在下瓢泼大雨，冰冷的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我裹了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茫然地看着眼前的高楼大厦。

我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城市，马路上的车川流不息，行人步履匆匆，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背着蛇皮袋、浑身泥泞的农民工。我按照张婶给的地址，找到了张强以前打工的那个电子厂，却被保安拦在了门口。

“张强？早就不干了，走了快半年了。”保安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们这里人员流动大，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我在电子厂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十块钱一晚，十几个人挤在一个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间里，空气里弥漫着汗味、脚臭味和泡面味。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李娟和张强的样子，还有妞妞喊我爸爸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找工作。我没什么文化，只能干体力活。我在沙河劳务市场蹲了三天，终于找到一个搬水泥的活，一天一百五十块，管中午一顿盒饭。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到天黑才回旅馆。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倒头就睡。只要一有空，我就拿着李娟和张强的一寸照片，在各个工地、菜市场、城中村打听他们的下落。

有人说见过他们，我兴冲冲地跑过去，结果发现是认错了人。有人说没见过，还劝我别找了，女人跑了就跑了，再找一个就是了。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照片收起来，继续往下一个地方走。我心里憋着一股火，这股火支撑着我，让我没有倒下。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我跑遍了广州的白云、天河、番禺，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还是没有一点线索。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来广州。

就在我心灰意冷，准备买票回家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老乡王磊打来的，他在东莞厚街的一个建材市场打工。

“强子，你是不是在找张强？”王磊的声音很急促，“我刚才在建材市场门口，好像看见他了，跟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的在一起，长得挺像你媳妇。”

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你确定是他？他脸上那个刀疤你看清了吗？”

“错不了，左脸那个三寸长的疤，烧成灰我都认得。”王磊说，“他现在就在市场门口的沙县小吃吃饭，你赶紧过来，晚了就走了。”

我挂了电话，连鞋都没穿好就往外跑，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往东莞赶。我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张强，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出租车开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厚街建材市场。我远远就看见张强坐在小吃摊的桌子旁，翘着二郎腿，正在跟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说笑，手里还夹着一根烟。

他还是老样子，游手好闲，吊儿郎当。左脸上那个刀疤还是那么显眼，那是他二十岁那年跟人打架，被人用啤酒瓶划的。

我冲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凳子上硬生生拽了起来。“张强！你把李娟藏哪了？把我的十五万还给我！”

张强吓了一跳，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看清是我后，他脸上露出一丝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王强？你怎么找到这来了？李娟不在我这，她早就跟我分手了。”

“你放屁！”我一拳狠狠打在他的脸上，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尖叫一声，拎着包就跑了。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王磊赶紧过来拉住我，说：“强子，别动手，有话好好说，这里人多，别把警察招来。”

“好好说？”我指着张强的鼻子骂道，“他拐走我老婆，卷走我一年的血汗钱，你让我怎么跟他好好说？”

张强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恶狠狠地说：“王强，你别不识好歹！李娟是自愿跟我走的，又不是我逼她的。再说了，她卷走的不止你的十五万，还有我三万块钱，我也是受害者！”

“你胡说！”我又要冲上去打他，被王磊死死抱住。

“我没胡说！”张强喊道，“我们到广州没多久，她就嫌我没本事，挣不到大钱，天天跟我吵架。后来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说南宁有个什么『阳光工程』，投资三万八千八，两年就能挣一千零四十万。她就卷了我所有的钱，偷偷跑了，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要不是在这搬瓷砖，我早就饿死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闪躲，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

“你说她去了南宁？”我松开了攥着他衣领的手，声音沙哑地问道。

“对，她走的时候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她去南宁挣大钱了，等挣了钱就回来跟我过好日子。”张强从兜里掏出一个破旧的智能手机，翻出那条短信给我看。

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七个字：“我去南宁了，勿念。”发送时间是三个月前的二月十四号，那天是情人节，我还在工地给她发了个520的红包，她收了红包，只回了一个“谢谢老公”。

我看着那条短信，脑子一片空白。原来我在广州没日没夜找了三个月，找的竟然是一个早就离开的人。

“那你知道她在南宁的具体地址吗？”我问道。

“不知道。”张强摇了摇头，“她走了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我，电话打不通，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她在哪。”

我看着张强那张无赖的脸，心里的愤怒一下子变成了无边的绝望。南宁那么大，几百万人口，我该去哪里找李娟？

4

我跟王磊告别，买了去南宁的火车票。临走前，王磊硬塞给我五百块钱，说：“强子，你自己注意安全，要是找不到就回来，别硬撑。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事就行。”

我点了点头，接过钱，心里一阵发酸。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只有老乡还能给我一点温暖。

火车到南宁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南宁的天气比广州暖和，街上到处都是穿着短袖的人，只有我还穿着厚厚的棉袄，显得格格不入。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三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墙壁上到处都是霉斑。我把行李往地上一扔，就瘫在了床上，连动都不想动。

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李娟的照片，开始在南宁的大街小巷打听她的下落。我跑遍了南宁的各个工地、工厂、城中村，问了无数的人，都说没见过李娟。

我又去了辖区派出所，想让警察帮忙找找。接待我的警察听完我的叙述，摇了摇头说：“同志，你这是民事纠纷，我们管不了。她是自愿跟别人走的，又不是失踪。我们只能帮你登记一下，有消息了通知你。”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身上的钱又快花光了。我只能一边打零工，一边继续找李娟。我在江南区的工地上搬砖，在朝阳广场的餐馆里洗碗，在大学城里发传单，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每天累得要死，晚上回到旅馆，躺在床上，我都会问自己：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为了一个背叛我的女人，为了一个不是我亲生的女儿，我背井离乡，吃了这么多苦，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买张火车票回家。但一想到那十五万血汗钱，一想到我被欺骗的整整五年，我就不甘心。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天晚上，我在旅馆的电视上看广西新闻，新闻里说南宁警方刚刚捣毁了一个大型传销窝点，抓获了一百二十多名传销人员。新闻里还说，这个传销组织打着“西部大开发”“阳光工程”的旗号，以“低投入、高回报”为诱饵，骗了很多外地人来南宁，很多人被骗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阳光工程”！这不就是张强说的，李娟去南宁做的那个项目吗？

新闻里还播放了传销窝点的画面：破旧的民房，拥挤的上下铺，墙上贴着各种洗脑的标语，还有几个被解救出来的人，个个面黄肌瘦，眼神呆滞。

我看着那些画面，心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李娟那么爱慕虚荣，那么想挣大钱，她肯定是被传销组织骗了。

我赶紧拿出手机，搜索“南宁阳光工程传销”，屏幕上跳出来的一条条新闻，让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李娟，你到底在哪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5

我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关于南宁传销的资料。我了解到，南宁的传销组织主要分布在良庆区和江南区的各个城中村，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以“做生意”“搞工程”为诱饵，把人骗到南宁，然后进行为期七天的洗脑。

我决定扮成一个想加入“阳光工程”的外地人，打入传销组织内部，寻找李娟的下落。

我在百度贴吧的“南宁吧”里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是河南来的，手里有几万块钱，想找个挣钱的项目，听说南宁的“阳光工程”很赚钱，有没有前辈能带带我。

帖子发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一个叫“南宁阿丽”的人加了我的微信。她的头像是一张风景照，朋友圈里全是各种豪车、豪宅的照片，还有一些“加入阳光工程，实现财务自由”的鸡汤文。

阿丽很热情，跟我聊了很多。她说“阳光工程”是国家秘密扶持的项目，专门给普通人一个翻身的机会，只要投资三万八千八，发展两个下线，两年就能挣到一千零四十万。

我假装很感兴趣，一个劲地问她项目的细节。她跟我聊了两天，觉得我已经被洗脑了，就约我见面，说要带我去“考察项目”。

见面的地点在南湖公园门口。阿丽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长得挺漂亮，说话很温柔，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搞传销的。她带我去了附近一个高档小区的居民楼里，里面有十几个人，正在听一个穿西装的“讲师”讲课。

那个“讲师”唾沫横飞地讲着“五级三晋制”，说什么这是国家给我们的红利，只要加入，就能成为百万富翁。下面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鼓掌，眼神里充满了狂热。

我坐在角落里，假装认真听讲，眼睛却在人群里扫来扫去，寻找李娟的身影。但我看了一圈，都没有看到她。

讲课结束后，阿丽带我去见了他们的“经理”。那个“经理”给我画了一个更大的饼，说只要我现在加入，就能直接成为“主任”，以后手下会有几十个人。

我假装心动，说要考虑一下，明天给他们答复。

离开的时候，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姐偷偷拉了拉我的衣角。她把我拉到楼梯间，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别上当，这是传销，骗人的。”

我心里一惊，说：“大姐，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被骗进来的，去年被我外甥骗来的。”大姐叹了口气，说，“后来他们看我年纪大了，又发展不了下线，就让我在这里打扫卫生，管我一口饭吃。我在这里待了快一年了，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被骗得倾家荡产。”

我赶紧拿出李娟的照片，说：“大姐，你见过这个人吗？她叫李娟，是我媳妇，她也是被这个传销组织骗来的。”

大姐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点了点头，说：“我见过她，上个月还在这个窝点。后来她不听话，想跑，被他们打了一顿，转到玉洞那边的一个窝点去了。”

“你知道那个窝点的具体地址吗？”我急切地问道，声音都在发抖。

大姐又左右看了看，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卫生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一个地址。“这是那个窝点的地址，在玉洞村的最里面。你赶紧报警，他们手里有刀和棍子，你一个人去就是送死。”

我接过那张卫生纸，紧紧地攥在手里，手心都出汗了。终于找到李娟的下落了，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