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万小青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广福镇一个极度贫困的农家。父亲万良敏是当地民办教师、小学校长，党龄近四十年，一生扎根乡村教育；母亲罗妹子是文盲农妇，勤劳却命运多舛。家中子女众多，因家境艰难，姐姐被迫辍学养鸭养牛供弟妹读书，后虽代课多年，终在清退潮中黯然离校。
在这样的环境中，万小青自幼便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分量。他刻苦读书，考入师范院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广福镇官塘小学任教。妻子罗春梅亦为委培教师，二人吃住在教室，铺草为席，以校为家。他们相信，只要坚守讲台，就能照亮更多孩子的未来。
那时的万小青，眼神清澈，心中有光。他不曾想到，命运的风暴正悄然逼近。
2008年之殇：孕晚期的围猎与沉默的枪声2008年，万小青33岁，罗春梅怀上第二胎，已逾30周。彼时，计划生育仍是“国策”，但法律早已规定：妊娠28周以上不得终止妊娠，除非存在严重医学指征。
然而，南昌县计生委、教体局、广福镇政府及中心小学联合行动，以“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相胁，多次拘押夫妇二人前往医院强制引产。护士出身的镇计生办主任熊菊花亲自带队，两次打车将泪流满面的夫妻押送至南昌市第二医院、江西省妇保院。
医生明确拒绝：“超28周，不能引产。”万小青跪地哀求：“引产会出人命！”无人担保，无人回应。领导在会议室嘲讽：“一个小学教师，命没那么精贵。”
5月10日，在精神与生理的双重崩溃下，罗春梅紧急剖宫产，儿子万章昊出生时全身紫绀，命悬一线。十几天后，孩子从恒温箱中活了下来——可这个家庭，却从此坠入深渊。
消失的身份：档案篡改、编制蒸发、社保归零孩子出生后不久，万小青夫妇被双双开除。但他们从未收到任何正式处分文件。多年后查阅档案，竟发现：
自己的名字下混入一名“1957年出生的万小青”，实为顶替父职的退休普工；
另有一人“万小清”，与其同名同姓，学历、经历迥异；
罗春梅档案中赫然出现“罗时来”的文件；
社保系统显示其单位为“户主李群斌”——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教师资格证书由教育部颁发，却在官网“查无此人”。
更荒诞的是，当年同县三江镇一对教师夫妻同样超生，仅被停薪两年，仍在编在岗。而万小青夫妇却被“杀一儆百”，全县通报，街头张贴，沦为反面典型。
他们不是对抗政策，只是想保住一个生命，和一份尊严。
十七年申诉路：信件如雪，回音如尘自2014年起，万小青踏上漫漫维权路。他向南昌县教体局、教育厅、信访局、纪委监委、公安部门反复递交材料，寄出无数封EMS，留下厚厚一摞送达回证。每一次，官方回复都是程式化的“已收悉”“按程序办理”“不予重复受理”。
他曾被殴打送至派出所；他的U盘证据“失踪”；他提交的复查申请石沉大海；新任局长收到微信材料后，再无下文。
唯一不变的，是他笔下的字迹越来越坚定：
“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只求公开所有行政处罚依据。”“我的女儿今年已回南昌县当老师——我不想让她背负‘罪人之女’的阴影。”“我不是要报复，我只是想知道：谁夺走了我的讲台？”
薪火未熄：教育世家的倔强传承令人动容的是，尽管蒙冤十七载，万小青一家对教育的信仰从未动摇。
他的父亲万良敏，含恨退休后仍日夜洗车、守厂，只为守护疯癫的老伴；他的弟弟坚守乡村一线教学，成为优秀在职教师；他的女儿受祖父与父亲影响，毅然报考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已于2025年9月走上南昌县某高中的讲台。
“她选择当老师，不是为了补偿我们，而是因为她真正热爱教育。”万小青说，“这让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苦，没有白吃。”
如今，那些他教过的学生，有的考入北大、北师大，有的在深圳、天津成家立业。每逢春节，仍有学生骑几十里自行车来看他，喊一声：“万老师，我们想您了。”
那一刻，他眼中有泪，心中有光。
未竟之路：等待一个迟来的正义截至2025年，万小青已50岁。他不再是“国家干部”，而是“居民医保”参保人；他不再是“在编教师”，而是“户主李群斌”名下的无业者。但他依然每天整理材料，手写申诉，保存每一张快递单、每一页档案复印件。
他不要天价赔偿，不求特殊照顾。他只要三件事：
公开当年“双开”的全部原始文件；
核查编制岗位是否被顶替，清退冒名者；
恢复其教师身份与合法权益。
他说：“我不是历史的敌人，我是历史的见证者。如果连一个普通教师的清白都无法还原，那我们的法治进步，又算什么？”
讲台虽失，师魂永在万小青的故事，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缩影。它关乎权力与个体、政策与人性、程序与正义。他的遭遇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治理，都不能以牺牲无辜者的尊严为代价。
今天，国家已全面鼓励生育，计生政策早已转向。但那些被旧体制碾过的普通人，不应被遗忘。
愿有一天，万小青能站在阳光下，坦然接受学生的一句：“万老师，欢迎回来。”因为有些讲台，从来不在教室里，而在人心深处。
注：本文基于万小青本人提供的亲笔陈述、档案材料、出生证明、信访文书、社保记录及多方交叉核实撰写。当事人承诺所述事实真实，并愿承担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