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两个女记者针对硅胶娃娃的追踪调查、开箱实测、尖锐指控瞬间引爆舆论。一定程度上，舆论层面的争议不亚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触发的裂度。甚至有人还建议把购买记录记入档案，逻辑当然也简单粗暴，就是购买者不仅趣味恶臭，而且有潜在犯罪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撇开争议本身不论，这样一种在过去看来比较隐晦的领域，竟然被媒体公开追问，其实本身就是划时代的标志。一定程度上，舆论层面对于“性科学”还相较包容，尤其关乎“性教育”层面的知识，越来越不再避讳什么。

而且从社交媒体分发的相关内容来看，可以说整个社会是鼓励全民学习“性科学”的。这里面主要提倡“认识自己（异性）的身体”和“保护自己（异性）的身体” ，因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像少女怀孕、艾滋病和性病传播、异癖性行为多是由于没有接受正确的“性科学”洗礼。

而对于“性爱艺术”即便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历史传承，但是在公开的探讨中，却多是禁忌的。不过米歇尔·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就曾说：“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或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所以回到硅胶娃娃层面，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制售和法律的边界，其实更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性爱艺术”本身。

当前舆论层面主要的指控是制售儿童和孕妇体型硅胶娃娃涉嫌违反“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道德上亵渎了女性和未成年人尊严。但可以确切地讲，既然有企业已经制售了这么多年，而且还提到出口，估计对于硅胶娃娃制售并没有确切的限制。

之所以如此强调，在于企业和相关部门肯定是按照规章在处理相关事务，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裸奔”。而这么多年一直没人提调这个问题，在于情趣用品这个领域是“可做不可说”的，也就是作为讨论，公开的仅是抽象数据，而对于具体谁在用，用的怎么样，除了企业关注，社科专家关注，普通人也都不敢拿出来招摇，甚至邮寄也都是保密的。

而这次澎湃新闻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正好与近几年兴盛的群体自尊意识共振了，所以引爆舆论自然是可预料的结果。只是争议归争议，可如果争议沦为指责某一群体或者贬低某一群体的前提，那么这样的争议本就是无聊的、恶臭的、没意义的。

可以说，顺着澎湃新闻这两个女记者的追问，舆论层面也好，相关机构也罢，可以完善制售硅胶娃娃的相关规章，但要是放大购买者或使用者的危害，贬低购买者或使用者的趣味，这本身就是对群体的攻击了，比制售儿童和孕妇体型硅胶娃娃更加恶臭。

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常常怀有一种“想当然”的思维，认为使用了儿童和孕妇体型硅胶娃娃的人，就可能有真实的诉求。可我们也不妨迁移对照一下，难道我们吃猪肉、羊肉、牛肉等等，就意味着我们要吃人肉？

举出这样的例子实属无奈，但我们不妨真的去想一想，其中到底是不是必然的。作为媒体来讲，澎湃新闻提出跟当前主流认知一致的指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回到事情的逻辑机理，却也真该好好想一想，否则停留在纯粹的道德洁癖和道德谩骂中，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因为用道德视角指控制售儿童和孕妇体型硅胶娃娃和贬损购买者或使用者一旦无往不胜，那么这种激情的争议很可能会走向“正常的硅胶娃娃”也是罪恶的。强调这一点，是希望在争议的问题上，尽量回到讨论本身，而不是延伸到纯粹的尊严、无限的安全。

就比如回到“性爱艺术”，如果按照公域的尺度评判，善男信女可能都是色男荡妇。所以在这波硅胶娃娃的争议中，一定要把情境搞清楚，因为情境不同相关的尺度定义也不同，而要是不分辨情境，只是一股脑儿的上强度，上价值，上高度，不仅伤害制售产业链条，更有可能伤害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