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大清的“罪人”，世人多会想到擅权乱政的鳌拜，或是引清兵入关后又反叛的吴三桂。鳌拜虽曾欺压幼主、结党营私，却最终被康熙轻松擒获，未动摇清朝根基；吴三桂叛乱虽声势浩大，也很快被平定，并未改变清朝统一的大势。可鲜少有人知晓，有一位曾被视为“贤臣”的官员，凭借35年的官场经营，看似为清朝鞠躬尽瘁，实则在潜移默化中埋下了导致清朝衰败的隐患，他就是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张廷玉。这位被雍正誉为“股肱之臣”的老臣，为何会被称为“大清第一罪人”？答案藏在他看似完美的仕途背后。
张廷玉出身官宦世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他凭借出色的文笔与谨慎的性格，很快得到康熙的赏识，从翰林院编修逐步晋升为刑部侍郎。雍正继位后，张廷玉更是迎来了仕途的巅峰，他不仅担任军机大臣，还负责起草朝廷重要诏令，成为雍正最信任的大臣之一。雍正曾多次在朝堂上称赞他：“张廷玉为人端方，办事勤勉，是朕的左膀右臂。”甚至在临终前，还特意留下遗诏，让张廷玉配享太庙，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臣。彼时的张廷玉，在朝野上下眼中，无疑是“贤臣”的典范，无人能想到他会与“罪人”二字挂钩。
张廷玉的“罪”，并非像鳌拜、吴三桂那样有明显的叛逆之举，而是体现在他35年为官生涯中形成的“官僚思维”，这种思维逐渐侵蚀了清朝的行政效率与创新能力。作为长期执掌中枢的大臣，张廷玉最看重的不是如何推动国家变革、解决民生难题，而是如何维持官场的“稳定”——确切地说，是维持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利益稳定。他在任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繁琐的官场规则，从公文流转到官员考核，处处强调“按例办事”，不允许任何打破常规的举措。这种做法看似严谨，实则扼杀了官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让清朝的行政体系逐渐变得僵化，失去了应对新问题的能力。
在对待新生事物与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张廷玉的保守与短视更是暴露无遗。康熙晚年，西方传教士已将天文、数学、军事等领域的知识传入中国，部分有识之士如康熙本人，也对这些知识表现出浓厚兴趣，甚至邀请传教士入宫授课。可张廷玉却将西方知识视为“异端邪说”，认为其会扰乱人心，不仅自己坚决抵制，还劝说雍正、乾隆远离“西学”。乾隆年间，英国曾派遣使团访华，希望与清朝开展贸易往来，并带来了先进的天文仪器、武器模型等，张廷玉却力主“天朝上国”的姿态，劝说乾隆拒绝英国的通商请求，还将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视为“蛮夷之物”，随意丢弃。这种闭关锁国的态度，让清朝错失了了解世界、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张廷玉对清朝最大的危害，还在于他暗中培养了庞大的“安徽官僚集团”，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朋党”势力。作为安徽人，张廷玉在任期间，利用职权大力提拔同乡官员，从地方知县到朝中大臣，安徽籍官员遍布朝野。这些官员以张廷玉为核心，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在朝堂上相互包庇，在地方上鱼肉百姓，严重破坏了清朝的官场风气。乾隆继位初期，曾试图打压这一集团，却发现张廷玉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许多重要职位都被其党羽占据，若强行清理，恐引发官场动荡。最终，乾隆只能对张廷玉的党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这种妥协，进一步加剧了清朝的腐败与黑暗。
更令人诟病的是，张廷玉在晚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乾隆十三年（1748年），金川之战爆发，清军因指挥不当、后勤补给不足，多次战败，伤亡惨重。乾隆急召张廷玉商议对策，希望他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可张廷玉却担心自己推荐的将领若战败，会牵连自己的利益，于是始终以“按例办事”为由，推脱责任，既不推荐合适的将领，也不提出改进后勤的办法，导致清军在金川之战中陷入长期苦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这场战争虽最终取胜，却让清朝的国库空虚，国力大损，也让周边国家看到了清朝的虚弱。
张廷玉的“贤臣”形象，直到他晚年请求退休时才彻底崩塌。乾隆十五年（1750年），78岁的张廷玉因年老体衰，向乾隆请求退休回乡。按照雍正的遗诏，张廷玉本可配享太庙，可他却担心自己退休后会失去这份荣誉，竟多次在乾隆面前提及雍正的遗诏，甚至要求乾隆立下字据，保证自己死后能配享太庙。这种急功近利、患得患失的态度，让乾隆极为不满，也让朝野上下看清了他“贤臣”外表下的私心。最终，乾隆虽未剥夺他配享太庙的资格，却下旨严厉斥责他“贪图虚荣，不顾君臣之义”，还收回了此前赏赐给他的部分珍宝。张廷玉的名声，从此一落千丈。
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在老家病逝，享年83岁。尽管他最终还是获得了配享太庙的荣誉，可他留下的隐患却在清朝逐渐发酵——僵化的行政体系、闭关锁国的政策、腐败的官僚集团，这些问题相互交织，让清朝在随后的百年间逐渐走向衰败。到了道光年间，清朝的国力已远不如从前，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若追溯根源，张廷玉35年为官生涯中埋下的隐患，无疑是导致清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张廷玉的一生，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奸臣”，也没有做出背叛国家的事情，可他的保守、短视与私心，却比鳌拜的专权、吴三桂的叛乱更具破坏性。鳌拜、吴三桂的危害是短期的、显性的，而张廷玉的危害是长期的、隐性的——他用35年的时间，将清朝的行政体系变得僵化，将官僚集团变得腐败，将国家的视野变得狭隘，让清朝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竞争力。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危害，往往比直接的叛乱更致命，也更难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