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1日，也就是上海战役打响前一天，国民党掀起腥风血雨，将陈治平、张达生等5人处决于闸北宋教仁公园，陈治平赴刑途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195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追认陈治平为革命烈士，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还亲自登门慰问他的遗孀，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妥善照顾好他的家人。
陈治平虽然牺牲了，但并没有被世人忘记，这个结果似乎不算太坏，但关于他是否是“烈士”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
陈治平身上的争议在于，他原本是红军军长，却曾叛变投敌当了一名国民党特务，幡然醒悟后又重新为党工作，直至遭到国民党杀害。
1963年，华东局最高领导人柯庆施在报告中指出：
陈治平是大叛徒……他的被枪毙，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或其他原因的结果。
这份报告直接导致陈治平的烈士身份被取消，妻子的前途也就此断送，女儿女婿还被组织从公安部门调离。
两年后，经组织详细调查，得出一个结论：
对陈治平不可以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宜享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然而，陈治平的子女认为吊销烈士证的原因已被否认，其结果就应该发生改变，即陈治平理应恢复烈士称号，但这件事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盖棺定论的结果。
到底怎么回事？
要想正确评价一个人，就要全面了解他。
陈治平出生于1898年，江苏淮安人，1924年大学毕业后弃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周恩来派遣，陈治平返回老家淮安组织暴动，他的能力很强，很快便在涟水、淮阴、阜阳、淮安、泗阳等地建立农会，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1928年2月，陈治平率领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发动起义，此举直接引爆苏北地区的革命浪潮，很快泰兴、如皋一带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
然而，江苏毕竟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省份，又是国民党核心统治区，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较多，地方民团的力量也很强大，在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的双重打压下，淮安暴动很快就遭遇失败。
淮安暴动虽然失败，但革命的火种已经种下，陈治平也因为在此次暴动中表现优异而受到上级组织表彰，还被指定为中共江苏省代表，奔赴苏联参加“六大”，并在大会上发言。
回国后，陈治平即被任命为淮盐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巡视员，在上海跟随周恩来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陈治平受组织派遣，到江苏成立红十五军，由他担任军长，他带着部队地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百姓支持。
比较可惜的是，红十五军兵力薄弱且力量分散，又活动于心脏要害地区、交通枢纽地带，结果遭到疯狂镇压，很快就被打散，陈治平奉命调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农运书记、军委书记。
1932年8月，陈治平改任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不料到任第三天就因为原开封市委书记胡玉坤出卖而被捕，被押解到武汉行营。
对于陈治平这个学生，蒋介石还是很看重的，决定亲自审讯。
经过一番交谈，蒋介石了解到陈治平是个很看重家人的人，便觉得这个人可用，又询问戴笠的意见，戴笠则回答说：
校长，陈治平活动能力很强，搞暴动搞工运搞军事搞党务，都是好手，对党国威胁甚大，从这个角度看，杀他以绝后患，恐不为过；不过此人是黄埔生，在高级训练班受到训导，如他能自首，为我所用，实现校长以匪治匪的方针。
就这样，蒋介石决定不杀陈治平，而是让徐恩曾对其进行策反。
在策反这件事上，徐恩曾可以说轻车熟路，因为前后被他诱迫叛变投降的中共叛徒有两千余人之多，他很敏锐地抓住陈治平不放心家人的软肋，又从陈治平意志不坚定，对“左”倾主义很反感这一点入手，最终成功策反陈治平。
陈治平有文化，又是黄埔生，综合素质比绝大多数国民党特务要高，因此叛变后即得到重用。
1932年11月，陈治平发表脱党启事，随即出卖大量昔日战友和同志，直接导致中共徐海蚌特委和江苏省委遭到重大破坏，部分领导人还遭到逮捕。
鉴于陈治平已经叛变投敌，组织于1933年1月宣布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将其列入锄奸名单。
陈治平叛变后，于1933年3创建“南京实验区”，由他担任副区长，是中统领导人徐恩曾麾下一员得力干将，接连覆灭多个中共地下组织，深受陈立夫、徐恩曾、季源溥等人赞赏。
同时，陈治平还成立了一个叫作“细胞委员会”的特务组织，由他兼任委员会主任，他也被称为“细胞工程专家”。
所谓“细胞”，其实就是一群潜伏在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饭店或城乡基层单位的特务，他们分散在各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网络，源源不断地将各方面情报传递给陈治平，陈治平则根据这些情报采取相应行动，或打击中共地下组织，或清除内部腐败和叛徒，取得了巨大成功。
正因如此，陈治平颇受蒋介石赏识，蒋介石前后给了他十几个官职，不但使他成为中统系统在鄂豫皖地区的方面大员，还让他在浙江、贵州、青岛等地的党务系统担任重要职务，他甚至还是农林部和组织部的专员和处长，权势极大。
然而，在国民党内部，叛徒永远是叛徒，他今天可以背叛你，明天也可以背叛我，陈治平也不能例外。
对于陈治平，蒋介石和徐恩曾虽然比较欣赏，但并不真正信任，说到底他们只是想利用陈治平的能力为自己服务，一旦陈治平没用了，随时可以抛弃。
而在中统内部，陈治平也因为其才能突出而遭到同僚嫉恨，许多人跑去找陈立夫和徐恩曾，甚至找蒋介石告他的黑状，导致他越发遭到猜忌。
这些事对陈治平造成了一些影响，而真正震撼到他的，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以及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让他觉得自己可能走错了路，国民党不足以拯救这个国家，能救这个国家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治平积极组织抗日，先后派遣数批“战地服务团”前往武汉、江西、河南等抗日前沿，结果遭到蒋介石猜忌，被调离中统系统，只能在农林部当专员。蒋介石还误以为他已经重新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甚至派人对其进行调查、监视。
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让陈治平彻底从拥蒋转变到反蒋，尤其当他看到中共军队在战争中不畏生死的表现后，他为当初的选择感到深深后悔。
后来，陈治平曾短暂到重庆生活，好几次他路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就是没勇气进去。
妻子得知这事后，便鼓励陈治平说：
我们和周先生是老乡，你们过去在一起又那么亲密，如今同居一城，都在抗日，你去见他，难道会把你撵出来么？
陈治平听了这话，思考片刻后回答说，“撵我当然不会，但我毕竟离开了党，要是见了面，我该怎么说呢？”
这句话表明陈治平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波动，他已经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有重新加入共产党阵营的倾向。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野心昭然若揭，许多进步、民主人士组建民主党派，与之展开激烈斗争，孙治平也在1947年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秘密展开反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很快，蒋介石就知道了孙治平的一系列行动，他深感孙治平组织能力强，便打算利诱，如果不行就来个与鱼死网破。
恰在这时，共产党也在积极联络各民主党派，便派遣中共华中工委公安局侦察科员李柯平去争取孙治平。
对于孙治平的历史，党组织是非常清楚的，尽管他曾经是叛徒，但考虑到他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他的反蒋立场，还是决定让他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李柯平找到陈治平的一个亲戚，通过这个亲戚向他传达两条原则：要么立功赎罪，回头是岸；要么执迷不悟，自寻死路。
孙治平经过抗战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早就看透了国民党的真面目，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便欣然接受中共组织提出的“立即发动游击”、“打入敌营策反、迎接我军胜利渡江”等一系列任务。
此后一段时间，孙治平做了不少贡献，搜集、传递了大量情报，还成功策反了江苏省保安第二旅、驻京畿部队九十七师、江苏省水上警察局，以及长江南岸、杭州外郊十几个县市的保安队。
那段时间，孙治平表现出了极大热情，曾携带幼子往来于南京、上海、杭州之间，以幼童旅游为掩护传递情报、开展工作。
孙治平还曾打算通过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反汤恩伯，然后在浙江逮捕蒋介石，只可惜这个计划最后没有成功。
鉴于孙治平表现良好，组织曾派人在江北与其会面，提出让他回归组织，他却回答说，“等把工作做好了，我再回去”，可见当时他与党组织关系亲密，彼此也很信任。
然而，孙治平没能等到那天，蒋介石见他活动频繁，忍无可忍，一方面下令解散“孙盟”，另一方面派遣特务将他和“孙盟”核心成员逮捕。
孙治平被捕后，他的家人和友人四处托门子找关系，但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救他的命，必须拿出一百根金条，家人无法拿出，他最终被判处死刑。
孙治平在狱中的时候，面对严刑拷打却一言不发，宁可牺牲也不出卖组织，在他看来，自己已经错过一次了，不能再错第二次，好不容重新追求真理了，就应该义无反顾，不能再有回头路。
最终，孙治平与张达生、朱大同、方志农、王文中五人被处死于闸北宋教仁公园，美国摄影师达尔曼拍下他们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朱大同大笑着慷慨赴死的样貌让人印象深刻，而临死前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孙治平同样受人关注。
1950年8月，孙治平被追认为烈士，同年他的次子陈幼庐在朝鲜战场牺牲，他的妻子张淑媛因此成为双重烈属，陈毅特意登门看望，指示有关部门安排他的子女读书、就业。
孙治平的历史原本已经盖棺定论，但1963年却出现变故，柯庆施在报告中批示“陈治平是大叛徒……他的被枪毙，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或其他原因的结果”。
要知道，柯庆施可是华东局最高领导，是位高权重的方面大员，他的话引起了很大反应，统战部根据他的批示对孙治平的问题作出总结，并加上“孙治平可能死于自相残杀”这句话，民政部则根据这一结论取消了孙治平的烈士资格，给孙治平的家人造成了极大困扰。
为了给孙治平平反，他的家人和朋友做了不懈努力，经过多部门联合调查，走访了几十个城市和单位，翻阅了大量文件和档案之后，最终确认一个事实：
陈治平之死原因在于他接受并执行中共的策反任务。
不久，有关部门出台文件，指出不能将孙治平当作叛徒看待，但也不能恢复烈士称号。
就因为孙治平曾经当过叛徒，他的历史至今无法盖棺定论，其实这事很简单，我们要把孙治平的人生分开来看，他是“两头好，中间坏”的典型人物，虽然曾经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
所以，这事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们不能一竿子打死，但也不能功过相抵，只能说站的角度不同，对孙治平的评价可能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