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部里,一份紧急电报让司令员杨成武猛地站起身来。电报内容简短却如惊雷: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率20余人携枪出走,方向疑似保定!
“立即集合侦察连,便装出发,务必在徐水一带截住他们!”杨成武的声音既愤怒又失望。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在长征中屡立战功,曾被毛主席嘉奖的老战友,竟会选择脱离部队。
而此刻,杨上堃正带着二十多名干部在春寒料峭的冀中平原上疾行。他们像一群沉默的雁,掠过被日军铁蹄践踏过的村庄。

杨上堃
“参谋长,咱们啥时候能到保定啊?”侦察股长罗昭辉凑到杨上堃身边,声音压得极低。杨上堃没有回答,只是攥紧了腰间那把从湘江血战里带出来的驳壳枪。
三天前,当他接到从一团参谋长调任一支队参谋长的命令时,整个人像被抽了脊梁骨——虽然级别未降,但谁都知道,一支队是刚组建的地方部队,远不如主力团威风。
“这是明升暗降!”侦察科长袁彪的话像毒刺扎进他心里,“您当年在遵义战役死守娄山关,如今却给个‘支队’打杂?”
2月15日夜,一行人来到徐水县南郊的废弃砖窑里休息,杨上堃用刺刀在地上划着歪歪扭扭的地图。按计划,他们将在黎明前渡过漕河,进入日军控制的保定郊区。侦察科长袁彪声称在那里有“关系”,能让他们“另起炉灶”。
“要不算了……”机枪手老王突然嘟囔,“我娘还在易县等着打胜仗的消息呢。”
空气瞬间凝固,杨上堃看见几双眼睛在暗处闪烁,像受惊的狼崽子。
就在这时,窑洞外突然传来两声鹧鸪叫——这是侦察连的联络信号!
几乎同时,砖窑被包围了。杨成武的便衣队像从地底钻出来,二十多支驳壳枪口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
杨上堃下意识去摸枪,却听见熟悉的声音:“老杨,别犯糊涂!”是一团战友老李,此时正举枪对着他。
令人意外的是,杨上堃还没有说话,袁彪竟然先崩溃了。这个白天还叫嚣“要干大事”的侦察科长,突然跪在地上嚎哭:“是杨上堃逼我们走的!他想投敌!”说着竟掏出绳子,和罗昭辉一起把杨上堃捆成了粽子。
杨上堃没有挣扎,而是声音低沉地说道:“我们出走不是想投敌,而是要另起炉灶,等闯出一番事业了再归队!”
不久后,杨上堃被押到了杨成武面前时。杨成武看到一行人安然归来,不禁松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审问杨上堃,而是把所有涉事人员分开收押,然后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等待指示。

杨成武
毛主席在收到电报后,不禁眉头紧锁,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沉默良久后,他对朱德说到:“这个杨上堃我认得。长征时,他为了掩护我们撤退,迎着十几倍的敌军就冲了上去。这样的人会投敌?鬼都不信!”
于是,毛主席给杨成武回电:“杨上堃不杀,调查清楚后押往延安。”

毛主席
在收到毛主席的命令后,杨成武立刻对涉事人员进行逐一审问,很快就有了结果。
原来,袁彪、罗昭辉二人早就跟日伪有了联系。他们见杨上堃对职务调动不满,于是故意煽风点火,以“有关系”“另起炉灶”“闯出名堂再归队”为由,诱骗杨上堃出走,实则是把杨上堃当作送给日伪的“投名状”。
最后,袁、罗二人被认定投敌行为属实,处以枪决;杨上堃虽受人蛊惑,但出走也属严重违纪,予以撤职处分,送往延安学习。
杨上堃一直在延安学习到1945年5月,在七大胜利闭幕后,他被派往杨尚奎的南下广赣干部大队,前去开辟新区。后来,日本投降,上级改变命令,让他们前往了东北。
在解放战争中,杨上堃随东北民主联军参战,并先后担任团级、师级指挥员。
1955年授衔时,杨上堃被授予上校军衔。对于这个军衔,有人为他鸣不平,表示同期的战友有不少都是少将。他却把勋章锁进抽屉,反问道:“在娄山关牺牲的那些同志,该授什么衔?”
晚年,杨上堃先后出任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江西省军区任副司令员,1982年按正军职离休。
1984年,杨上堃在弥留之际把子孙叫到床前,用颤抖的声音告诫他们:“记住,人这辈子,最险的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言罢,杨上堃与世长辞,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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