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改编：号称不贪财、不好色、不赌不抽的“辛亥元老”的汪精卫，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当汉奸......
01 慷慨悲歌
故事要从一个孩子说起。
这个孩子叫汪兆铭，多年以后，他会给自己取一个笔名，叫“精卫”。
精卫填海的那个精卫。
这似乎预示了他一生的宿命——执着地去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至死方休。
1883年，汪兆铭出生在广东三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家不是那种钟鸣鼎食的豪门，但很体面。
祖父中过举人，父亲在各地做幕僚，收入一般，可读书人的架子端得十足。
所以，在街坊四邻眼里，老汪家是正经人家，有声望。
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通常有两个极端。
要么循规蹈矩，成为父亲的翻版；
要么叛逆到底，把祖宗的牌位都掀了。
汪兆铭属于前者，但又不完全是。
他从小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是旁人眼里的神童。
但神童的日子并不好过。
父亲汪琡对他要求极严，近乎苛刻。
更不幸的是，父母在他少年时便相继离世，他由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抚养。
长兄如父，这位大哥延续了父亲的严厉，将他牢牢地圈在一个旧式礼教的框子里。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昏暗压抑的老宅，空气里弥漫着书卷的霉味和礼教的沉闷。年幼的汪兆铭，穿着不合身的长衫，在长辈严厉的目光下，一遍遍地背诵着“之乎者也”。
他很少有玩伴，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
这种过于拘束的环境，塑造了他极为复杂的性格。
一方面，他敏感、多疑，甚至有些懦弱和优柔寡断，因为他总是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但另一方面，书读多了，心里就有了自己的世界。
他读四书五经，读诸子百家，读历朝史书。
当他读到“崖山之后无中国”，读到辽、金、元如何侵吞中原，再看到眼前这个腐朽没落、被洋人按在地上摩擦的大清王朝，一种浓烈的汉民族主义情结，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悄然发芽。
他在后来的《自述》里写道：“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
请注意“自然是一样的”这六个字。
在他看来，这个统治着汉人的满清政府，和当年的辽、金、元没什么两样，都是异族入侵。
这种愤慨，就是他日后投身革命最原始的燃料。
1902年，19岁的汪兆铭已经是个翩翩少年，相貌英俊，才华横溢。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朱执信，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叫“群知学社”的组织。
干什么呢？
广阅西书，探求新知。
他们意识到，光靠“之乎者也”救不了这个国家，必须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04年，广州招考官费留日生。
汪兆铭毫无悬念地考上了。
同年秋天，他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
当他踏上东京的土地时，他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日本，对于清末那一代的中国知识青年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存在。
它既是“同文同种”的邻邦，又是打败了老大帝国的“后起之秀”，更是各种西方新思想的中转站。
当时的东京，就像一个巨大的思想熔炉，把自由、民主、民权、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一股脑地全倒了进去，烧得滚烫。
汪兆铭进入了法政大学速成科。
在这里，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他读卢梭，读孟德斯鸠，读各种西方的政治和法律著作。
这些新思想，像一道道闪电，劈开了他被儒家经典层层包裹的内心世界。
他在《自述》里兴奋地写道：从前的“君臣之道”被抛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
翻译一下就是：以前我觉得皇帝是天，臣子是地，天经地义。现在我明白了，国家是大家的，主权在民！我本来就讨厌满清，现在又有了“民权”这个新武器，那还等什么？干吧！
思想的转变一旦完成，行动就是迟早的事。
1905年7月，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会面发生了。
经人介绍，汪兆铭见到了那个让他敬仰已久的名字——孙中山。
当时的孙中山，正在为整合海外的革命力量而奔走。
他见到汪兆铭，眼前一亮。
这个年轻人，相貌堂堂，谈吐不凡，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对西方理论了如指掌，简直是天生的宣传部长。
两人一见如故。
汪兆铭当即加入同盟会，还参与起草了同盟会的章程。
同年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汪兆铭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长。
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足见孙中山对他的器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以“精卫”为笔名，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文章。
从此，一个叫汪兆铭的书生消失了，一个叫“精卫”的革命战神诞生了。
《民报》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打笔仗。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保留皇帝，搞改良。
而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
这场论战，是思想的交锋，也是舆论的争夺。
而汪精卫，就是革命派的主将。
他接连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重磅文章。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文采斐然，充满激情，极具煽动性。
比如他论证革命的必要性，说得慷慨激昂，让人热血沸腾；他反驳“革命会引来列强瓜分”的论调，更是引经据典，条理清晰。
一时间，“精卫”之名，响彻海内外。
孙中山对他更是青睐有加，甚至把他视为“三民主义的代言人”。
在东京那间小小的同盟会据点里，气氛总是热烈而激昂。
一群年轻人，怀揣着救国的梦想，彻夜不眠地讨论着国家的未来。
而汪精卫，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他用一支笔，为一场血与火的革命，描绘出了最光明的蓝图。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笔，是杀不死人的。
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它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从1906年到1908年，同盟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但结果呢？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一批同志的鲜血染红了土地。
残酷的现实，让同盟会内部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
一些人开始动摇，甚至对革命的前途感到了绝望。
梁启超等立宪派更是借机嘲讽：“徒以毫无知识之会党，凭一时之客气，而欲颠覆经营二百余年之政府，其必无成，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这话很刻薄，但也很伤人。
它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每个革命党人的心上。
怎么办？
就在这片愁云惨雾之中，汪精卫站了出来。
他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打破这种沉闷的僵局，来重新唤起同志们的信心，来向世人证明，革命党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做什么呢？
他选择了一条最直接、最极端、也最具戏剧性的道路——暗杀。
这个想法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
当时，受俄国民粹派和虚无党的影响，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暗杀”风潮，在中国的年轻激进派中非常流行。
他们相信，通过刺杀一两个关键的统治者，就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改变整个政治局势。
汪精卫就是这种理论的忠实拥趸。
他曾直言不讳地写道：“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行动，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
除了理论影响，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精卫情结”。
这个情结，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强烈的、不顾一切的自我牺牲的冲动。
他渴望像扑火的飞蛾一样，用自己生命的瞬间燃烧，来照亮革命的前路。
他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曾将革命者比作“薪”和“釜”。
“薪”投入火中，顷刻化为灰烬，这是“烈德”；
“釜”在火上备受煎熬，这是“恒德”。
他说，自己热切期待成为那根“薪”，让生命如炬火般熊熊燃烧，“顷刻而尽”。
这是一个文人式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
但这一次，他要把幻想变成现实。
目标，选谁？
必须是个大人物。
选来选去，他们盯上了当时清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爹。
1910年1月，北京城天寒地冻。
汪精卫，联合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怀揣着炸药，秘密潜入了这座帝国的都城。
他们不再是挥斥方遒的笔杆子，而是随时准备赴死的刺客。
他们计划在载沣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银锭桥下，埋设炸弹。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反复勘察地形，甚至在琉璃厂的照相馆伪装成摄影师，观察载沣的出行规律。
一切准备就绪。
一个深夜，他们悄悄来到银锭桥下挖坑。
然而，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个意外发生了。
挖坑时，一根电线头不小心露在了外面。
第二天，一个路人发现了这根奇怪的电线，报了警。
事情就这么败露了。
清廷震动，全城搜捕。
很快，汪精卫一行人等，悉数被捕，投入了清廷的大牢。
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死定了。
刺杀摄政王，这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汪精卫自己，也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
清廷大牢，阴森、潮湿，充满了绝望的气息。
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里却成了他人生中最耀眼的舞台。
在审讯中，他毫无惧色，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长达数千字的“供词”。
这篇供词，与其说是认罪，不如说是一篇讨伐清廷腐朽无能的战斗檄文。
他痛陈国事之败坏，民生之凋敝，条理清晰，气势磅礴，把审讯他的官员说得哑口无言。
写完供词，他意犹未尽，又在狱中写下了十余首感怀杂诗。
其中，有一首叫《被逮口占》，成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标签：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
好在哪里？
好在它那种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慷慨歌燕市”，用的是荆轲刺秦王的典故，悲壮。
“从容作楚囚”，用的是春秋时期钟仪被俘，依然不忘故国乐曲的典故，从容。
一悲壮，一从容，一个文弱书生的形象，瞬间变得顶天立地。
而最精华的，是后两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快拿刀来杀了我吧，这样才不辜负我这年轻的生命和一腔的热血！
这是何等的决绝，何等的壮烈！
这首诗，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从狱中传了出去。
一时间，朝野震动。
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普通百姓，甚至是清廷的官员，无不为诗中所蕴含的那种决绝气概所折服。
那个在《民报》上与人论战的“精卫”，形象是清晰的，但终究有些遥远。
而这个在死牢里高唱“引刀成一快”的汪兆铭，形象却是如此具体，如此震撼人心。
他用自己的生命，做了一场最成功的行为艺术。
更具戏剧性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善耆是个满清王公，但他也是个爱才之人。
当他读到汪精卫的供词和诗作时，大为赞赏。
他觉得，这样的人才，杀了太可惜了。
于是，他开始在朝中为汪精卫斡旋。他对摄政王载沣说：“如果我们杀了汪精卫，只会激起更多革命党人的仇恨，让他们觉得我们残暴。不如留下他，彰显我大清的宽仁，说不定还能感化他。”
这番话，颇有水平。
载沣自己也是被刺杀的对象，估计心里也有些后怕，加上善耆的力保，最终，这个惊天大案，竟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场——汪精卫等人，免于一死，改判终身监禁。
这个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而汪精卫，也因此一战封神。
他从一个同盟会的笔杆子，一个刺杀失败的刺客，一跃成为了万众敬仰的革命偶像。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敢于策划刺杀帝国的最高掌权者；
在必死的绝境中，又以一首诗铸就了自己革命生涯的最高光时刻。
这种充满戏剧性的经历，让他身上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光环。
人们提起他，不再仅仅是那个才华横溢的“精卫”，更是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
他的声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只是，没有人会想到，那个曾经高唱着“不负少年头”的青年，在数十年后，会用自己的人生，写下一个与这句诗完全相反的结局。
02 书生误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
消息传到北京大牢，正在啃窝头的汪精卫愣住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革命，就这么成了？
他当然是高兴的。
但高兴之余，恐怕还有一丝失落。
他本想做那根点燃炸药的引信，没想到，自己还没出狱，天下就已经变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向南方革命党人示好，下令释放政治犯。
汪精卫，这位因为刺杀摄政王而名动天下的“革命偶像”，就这样重获了自由。
出狱那天，万人空巷。
人们争相一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在他们眼中，汪精卫身上笼罩着圣洁的光环，他是革命精神的化身，是视死如归的典范。
凭借着这巨大的声望，他本可以轻易地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里，谋得一个极高的职位。
当时，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立刻请他做参赞。
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更是对他委以重任，让他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
所有人都认为，一颗新的政治明星，即将冉冉升起。
然而，汪精卫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面对各方递来的橄榄枝和高官厚禄，他一概拒绝。
不仅拒绝，还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提出了著名的“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
这个声明一出，舆论哗然。
后四条，是个人品德修养，大家都能理解，甚至会竖起大拇指夸一句“好样的”。
但前两条“不做官、不做议员”，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你们革命党人闹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然后当官治国吗？
现在革命成功了，你这个大功臣却拍拍屁股说不干了，这是什么操作？
汪精卫给出的理由很谦虚：“自顾才力实不能胜”。
他说自己对现代政治和科学真理茫然无知，革命虽然成功，但自己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怕把国家大事给耽误了。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也确实有几分道理。
那一代革命党人，大多是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搞宣传、搞破坏是好手，但真让他们去管理一个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国家，确实有点赶鸭子上架。
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骨子里那种理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情结在作祟。
他觉得，政治是肮脏的。你看那帮旧官僚，一个个脑满肠肥，蝇营狗苟。
他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
他要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他想做什么呢？
他想走另一条路——教育救国。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子在人。
人心坏了，思想旧了。
所以，当务之急不是争权夺利，而是要“用新知识来打造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力量，淘汰旧式官僚，匡正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也非常天真的理想。
为了践行这个理想，1912年8月，在民国刚刚成立，政坛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汪精卫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辞去了一切政务，带着新婚妻子陈璧君，登上了去往法国的轮船，留学去了。
这一走，为他赢得了“淡泊名利”的巨大美誉。
在那个争名逐利的时代，汪精卫就像一股清流，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他的声望，因此不降反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只是，他当时并不知道，当他主动远离权力中心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美丽气球。
看起来很高，很纯洁，但一阵风吹来，就会身不由己。
巴黎，世界艺术之都，浪漫之城。
在这里，汪精卫和妻子陈璧君度过了一段远离政治喧嚣的“理想生活”。
他们租了一间宁静的寓所，每天读书、写作、讨论学问。
汪精卫还和李石曾等人合力创办了一份叫《民德杂志》的刊物。
这份杂志的宗旨是“专发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不谈政治”。
他希望通过这份杂志，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地改造国人的思想。
听起来很美好，对吧？
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民德杂志》办起来了，可影响力呢？
微乎其微。
和当年他在《民报》上舌战群儒、一呼百应的盛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发现，自己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戏台下，卖力地冲着台上喊，可台上的人根本听不见，台下的观众也寥寥无几。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巨大的失落感：“西方杂志正如一大戏台，各种角色已都齐备，铭于此间不过扮一小兵……有何价值可以讨论？”他甚至觉得自己“可羞、可笑、可哭、可叹、可恨、可鄙”。
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革命偶像，如今成了一个在异国他乡自怨自艾的失意文人。
这种心理落差，是巨大的。
更让他焦虑的，是国内的局势。
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野心日益膨胀。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对此，汪精卫是什么态度呢？
他不赞成。
他认为“中国外患方殷”，政局必须维持稳定，不能再打了。
这种政治上的天真，让他和昔日的革命同志产生了裂痕。
当他得知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立誓服从孙中山个人，还要按手印时，他更是痛心疾首，觉得这是在搞个人崇拜，是革命的倒退。
他依然坚持自己那套“教育救国”的理论。
他认为，改良政治的唯一途径，是“感动的方法”，用舆论去影响军人，让他们倒戈。
而制造舆论的关键，在于传播新思想。
这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可惜，它只存在于书本里。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巴黎夜晚，汪精卫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昏黄的灯光映着他英俊但日渐憔悴的脸。
一个从国内来的激进派留学生找到了他，两人就救国方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位青年言辞犀利，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汪先生，您当年‘引刀成一快’的豪情去哪了？您在巴黎办杂志，写文章，国内的百姓能看到吗？袁世凯的北洋军能被您的文章‘感动’得放下屠刀吗？空谈误国啊！如今这世道，枪杆子才是硬道理，政权才是真理！”
汪精卫被这番话刺痛了。
他引经据典，从柏拉图谈到伏尔泰，试图从理论上驳倒对方。
但青年最后扔下的一句话，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先生，当您的理论需要靠别人的枪炮来保护时，这理论本身，就已经输了。”
青年走后，汪精卫枯坐良久。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像极了他此刻的心情。
他不得不承认，青年说的有道理。远离了权力的真理，是多么的脆弱和苍白。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
1915年5月，一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传来：北洋政府决定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意味着中国将沦为日本的附庸。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群情激愤。
远在巴黎的汪精卫，如遭雷击。他再也坐不住了。
一个月后，他抛下手中的杂志，火速回到上海。
走在上海的街头，他看到的是一张张愤怒而又无助的脸，听到的是一阵阵悲愤的呐喊。
他亲身感受到了那种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
这一刻，他幡然醒悟。
他终于明白了那个青年说的话。教育固然是根本，但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得存在啊！
如果国都亡了，教育的权力都操在外人手里，人家想让你学什么，你就得学什么，还谈什么“开启民智”？
那叫“愚民教育”！
强烈的刺激，让他对自己过去几年的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懊悔。
他痛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提出那个可笑的“六不主义”，为什么要宣布“不做官”，为什么要跑到法国来搞什么不痛不痒的《民德杂志》。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选择了逃避。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这六个字，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不甘。
那个“出世”的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撞得头破血流。
现在，他决定要“入世”了。
从1917年起，汪精卫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不再提什么“六不主义”，也不再说什么“不谈政治”。
他主动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重新回到了政治的核心圈。
1919年，他创办了《建设》杂志，开始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
1921年，他出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出任了极其重要的中央宣传部长。
那个曾经宣称“不做官”的青年，如今身兼数职，成了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他像一个浪子，在外面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后，终于回到了他认为正确的道路上——追逐权力。
凭借着他昔日积累的巨大声望、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以及孙中山的信任和支持，他的回归，堪称“王者归来”。
此时的汪精卫，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巴黎时期的迷茫和失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权力极度渴望的坚定。
他愈发相信，只有站到权力的最高峰，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才能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
他正式开启了自己作为政客的生涯。
他不知道的是，这条路，比他想象的要凶险得多。
它充满了背叛、阴谋和血腥的搏杀。
而他性格中那些优柔寡断、爱惜羽毛的弱点，将在这条路上被无限放大，并最终将他引向毁灭的深渊。
一场新的、更大的权力风暴，即将来临。
03 宁汉合流
1925年3月12日，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一位伟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孙中山先生逝世了。
一颗巨星的陨落，往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和精神图腾。
他的离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所有人都盯着那个位置，眼睛里闪烁着欲望的光芒。
一场围绕着“革命”解释权的争夺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有一个人，一反常态，表现得异常积极。
他就是汪精卫。
那个曾经高喊“六不主义”的淡泊名利之士，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他不再“超然于政治之外”，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争夺权力的第一线。
他有这个资本。
论资历，他是同盟会元老，“引刀成一快”的英雄；
论声望，他名满天下，形象完美；
论与孙中山的关系，他是孙中山临终遗嘱的起草者和见证人，是公认的“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
凭借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汪精卫迅速抢占了高地。
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汪精卫，众望所归，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宣传部长。
请注意这三个头衔。
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宣传部长，是意识形态的掌门人。
可以说，汪精卫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了孙中山之后，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这是他人生中最接近权力顶峰的时刻。
站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门前，看着前来祝贺的各界人士，他意气风发，仿佛整个中国的未来，都已掌握在他的手中。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祭出了一面金光闪闪的大旗——“左派”。
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刚刚完成了改组，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是一个时髦的、进步的、充满“革命性”的口号。
汪精卫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把自己包装成三大政策最坚定的捍卫者，国民党“左派”的最高领袖。
他频繁地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讲，熟练地运用着“阶级”、“群众”、“帝国主义”、“世界革命”这些当时最流行的词汇。
比如，他对着大学生们慷慨陈词：“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革命的方法，就在于唤起群众。”
这些话，说得非常漂亮，非常正确，为他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好评，尤其是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青睐。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们一度认为：“汪政府曾以保护农民运动而出名，汪精卫离开政权有利于一切反革命分子。”
他们天真地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友。
但他们不知道，这位“左派领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
孙中山生前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胡）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
连他的好友吴稚晖都回忆，汪精卫私下里经常说“苏俄不但把国民党当工具，他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工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高举“联共”的大旗呢？
答案很简单：政治投机。
他需要借助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来对抗党内的另一个实力派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手握军权，是国民党内冉冉升起的一颗军事新星。
但他资历尚浅，声望远不及汪精卫。
于是，一个有声望但没兵，一个有兵但声望不足，构成了当时国民党内最微妙的权力格局。
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两个日后斗了一辈子的宿敌，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汪精卫的算盘打得很精。
他认为，只要自己牢牢掌握着“革命”的道义制高点，又有苏联和共产党做外援，就能压制住手握兵权的蒋介石。
但他显然低估了蒋介石的手段和决心。
1926年3月20日，一个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事件发生了。
这一天，蒋介石以“中山舰阴谋暴动”为借口，突然宣布广州全城戒严，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的住所。
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这件事，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
但无论真相如何，结果是明确的：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在事件发生时，竟然毫不知情。
当他得知消息时，一切都已成定局。
他被蒋介石结结实实地摆了一道。
这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