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日清晨8时,聂卫平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大众告别仪式约8时45分开始。现场不收取任何形式的礼金。上千人冒雪前来,胸佩白花,排队送别“棋圣”聂卫平。
近年的一次采访中,聂老再次提起中日围棋擂台赛,也再次提起了曹薰铉。
他说,擂台赛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后来名目繁多的世界大赛。那时候,日本围棋如日中天,是唯一的高峰。而围棋在中日之间搭起的桥,其实比“乒乓外交”更早。
1961年,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53岁的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在与中国顶尖棋手的交锋中竟八战全胜。棋盘旁的中国人,从棋手到观众,面色凝重如铁。这份刺痛,深深扎进了陈祖德那一代棋人的心里,也坚定了陈毅元帅的主张——必须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最强的国家围棋队。远在黑龙江农场劳动、还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知青聂卫平,因此被一纸调令召回了北京。

当他再次坐在日本棋手面前时,已然蜕变为一柄利剑。那位被日媒称为“聂旋风”的青年,在1972年的访日旅程中,将“恐聂症”深深种在了对手心中。回顾往昔,提起小林光一、武宫正树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聂老语气淡然。唯独说到曹薰铉,他眼底仍有波澜。
那是在1989年,首届应氏杯五番棋决赛。聂卫平2:1领先,第四局更是优势历然。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赢得不过瘾”,想赢得更彻底,在棋盘上“屠龙”诛心。一念贪杀,天翻地覆。曹薰铉抓住了那唯一的、稍纵即逝的机会,逆转取胜,并最终捧杯。
“那是他艺术生涯最大的遗憾。”不止一位亲近他的人这么说。能让横扫东瀛、心如磐石的“棋圣”多年后仍耿耿于怀的对手,世间屈指可数。

他曾精准地拿捏着日本超一流棋手的优雅“求道”之心。他们不仅要赢,还要赢得像流传后世的艺术品。年轻的聂卫平则不同,他要的只是胜利本身,为此可以掀起最狂暴的“旋风”。正是这份纯粹的胜负欲,支撑他在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创下十一连胜的伟业,挽狂澜于既倒。
可当岁月沉淀,他自己也慢慢染上了一份“求道”的执念。棋风渐稳,胜负心淡了,却开始在意起棋谱是否足够“好看”,能否传于后人。这或许便是时光在一位斗士身上留下的、最温柔的印记。
而韩国棋风,却走上另一条路。从曹薰铉、李昌镐,到刘昌赫、李世石,他们从不自缚于“美感”,只追求最凌厉、最务实的屠龙术。那代韩国棋手的崛起密码,或许就藏在曹薰铉从聂卫平手中夺走应氏杯的那一刻。自那以后,棋坛风云变色,韩国棋手纵横多年。

韩国电影《终极对弈》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那一战。在韩国叙事里,那是里程碑,是传奇的开端。而我总想着,我们的银幕上,也该有一束光为聂老而亮,拍一部他的传记电影。希望梁家辉能加盟,他的“棋王”风骨犹在,只是可惜了,演技和棋艺俱佳的谢园老师,前几年仙逝。他若在,荧幕内外,皆成绝响。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是围棋世界的创举,吸引了日韩高手作为外援加盟。头几年,云南红队是联赛的一支劲旅。队中的头号选手是韩国棋手刘昌赫,他的外号叫“超级攻击手”。当年在联赛里的胜率很高。那会儿,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看不了电视转播,只能通过报纸关注结果。当时,《春城晚报》体育版的围棋栏目,一期不落,时任围棋专项记者杨红翥老师的文章,几乎全看过。后来,他担任体育部副主任时,我已经上大四了,特意到那里实习,有幸与他共事过一个月。
实习结束,没能留下工作,二十年后,我仍觉得意难平。体育记者是我学新闻的初心和梦想。现实世界往往是这样,求而不得,无心插柳。
有人说,没有世界冠军是聂老的遗憾。我总觉得这话说反了。是他用肩膀托起了中国围棋看见山巅的目光,世界冠军的殿堂若没有了他的名字,是殿堂的缺憾。

聂老的送别仪式上,曹薰铉从韩国匆匆赶来,深深鞠了一躬。“希望未来我们在天堂上见面,还能继续对弈。”那一刻,我湿了眼眶。
他们一生是对手,是彼此的镜子和标尺。天堂里应当有间安静的棋室吧,那里没有计时器,没有国旗,没有万众瞩目。只有两个老人,相对而坐,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下完一盘,他们一生都未曾尽兴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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