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怎么连我名字都忘记了？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字呀！"
这句带着浓厚湖南乡音的笑语，将中南海颐年堂的拘谨气氛瞬间化开。
1950年初春，当仇鳌老人从汽车上缓步走下，望着眼前这位早已成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昔日忘年交，习惯性地谦称"老朽让主席费心了"时，毛主席立刻以这样一句看似玩笑、实则深意无穷的话回应。
仇鳌先是一愣，随即朗声大笑："好，那我以后还叫你润之！"
两人相视而笑，三十余载的风雨沧桑，仿佛都融化在这句乡音未改的对白之中。
二人情谊的起点，要追溯到1919年的长沙。
那时，毛主席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湖南第一师范的青年，而仇鳌已是同盟会元老、在留日学生中颇有声望的革命前辈。
两人的相识，得益于毛主席恩师杨昌济的引荐。杨昌济与仇鳌在日本留学时结为挚友，深知这位老友不仅学贯中西，更有一副侠肝义胆。
在一次聚会上，杨昌济将仇鳌介绍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毛主席。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默契，不需多言便能感知彼此的真诚。
几天后，毛主席特意从位于南城的湖南第一师范步行到北城仇鳌家中，从黄昏聊到深夜，干脆留宿一晚。这种超越年龄的交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不常见，却恰恰说明了两人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闭幕，毛主席和何叔衡回到长沙，肩负着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重任。革命需要干部，干部需要学习，而学习需要场所。毛主席自然想到了仇鳌和他主持的船山学社。
船山学社本是研究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先生）的学术团体，在仇鳌主持下已成为湖南进步人士的重要据点。毛主席提出合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设想，这是一所"自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学生入学不需考试，教师自由讲学，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个设想在当时堪称激进，但仇鳌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他多方奔走，以振兴社会文化为名筹集到数千银元，更将船山学社的房屋全部腾出作为校址。这种支持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实质性援助。
自修大学很快成为了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和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郭亮、夏曦、夏明翰等早期共产党员都曾在此学习工作。
毛主席亲自授课，组织工人夜校，将革命火种播撒到更广阔的民众中去。但这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警觉。
1922年初，政府以"未经核准"为由拒绝承认自修大学，并停拨经费。船山学社内部也因此出现分裂，保守派社员联名控告仇鳌"引进异端邪说"，将马克思、列宁画像与中华圣贤并列是"玷污斯文"。
压力之下，仇鳌主持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当保守派要求立即停办时，仇鳌命人摘下马列画像，却将其"移到堂屋西壁，中梁柱下"，这个位置其实比原来的位置更加醒目。
接着，他力排众议，充分肯定马列主义的科学性，高度赞扬毛主席的办学精神，最终通过投票决定继续办学。
这次会议后，仇鳌被推举为校长，任命毛主席为教务主任。这一决定，体现了一个老同盟会员对新一代革命者的信任，也展现了他在政治风浪中的智慧。
1922年底，仇鳌因与赵恒惕矛盾激化，被迫辞去校长职务，远走日本、欧美游学。临行前，他将学校的未来托付给毛主席。
失去了这位具有社会声望的保护伞，自修大学在一年后终被查封。毛主席将消息写信告知仇鳌，信中既有对过往合作的怀念，更有对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两人虽未谋面，但书信从未中断。仇鳌在异国他乡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毛主席则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记挂着这位老友。
仇鳌的足迹遍布世界。他考察各国政治制度，思考中国出路，但始终未改初衷。1925年回国后，他再度投身大革命，主持《国民日报》笔政，为革命摇旗呐喊。1927年马日事变中，他因公开支持农民运动，险遭国民党杀害，幸而机智逃脱。
抗战期间，已年过花甲的仇鳌回到湖南，任省政府委员兼赈济委员会主任。他创办难民医院，设立难民工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拯救了无数生命。
1944年，当蒋介石以重金和高位邀他加入"戡乱建国委员会"时，仇鳌断然拒绝。
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湖南地下党组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派人与仇鳌联系，商议湖南和平解放事宜。
年近七旬的仇鳌不顾病体，积极奔走于程潜、陈明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为湖南和平起义贡献了关键力量。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长沙和平解放。仇鳌主持的《国民日报》在第一时间发出号外，宣布这一历史转折。
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宴会上，他抚着长髯感慨道："自从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易手，这次和平解放，没有放一枪一弹，实为38年来绝无仅有的盛举。"
1950年初，仇鳌携全家北上。毛主席得知后，派秘书田家英亲往车站迎接，安排在北京饭店居住。
将仇鳌一家安顿妥当后不久，毛主席便发出邀请，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家宴为老友洗尘。
那天，仇鳌乘坐的汽车刚停稳，毛主席已等候在门前。他亲自为仇鳌开车门，并搀扶其下车。之后，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两人携手步入颐年堂，早已等候的章士钊、林伯渠、李维汉等人纷纷起身致意。
毛主席特意安排仇鳌与自己同坐上席，并对众人说："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是我们的资助人，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
仇鳌摆摆手："润之言重了，我只是出了一份力而已，你再夸下去，我可是会不好意思呀！"
席间，毛主席还向仇鳌敬酒，并诚恳地说："您老人家执意不做官，那就和我一起住到北京来。这样我找您老人家方便，您想见我也容易多了。不如就在全国政协担任特邀委员，愿意参加会议就来，不愿意的话就走，如何？"
这番安排充分考虑了仇鳌的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仇鳌感动于这份体贴，欣然接受了特邀委员的职务。此后，他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1951年，仇鳌致信毛主席，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提出诚挚建议。毛主席读后很快回信："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这样的诤友！"
1952年，毛主席签署任命书，任命仇鳌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仇鳌风趣地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的为民执法资格。"
1957年端阳节前，仇鳌的病情急剧恶化，此前他已经因为肺病被切除了半个肺，这次需要再进行肺部手术。
毛主席得知后，不忍这位老友再受折磨，询问是否可以保守治疗。但仇鳌态度坚决："与其痛苦而死，不如死在手术台上为快也。"
毛主席尊重他的选择，特批成立以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为首的手术小组。
术后，毛主席亲自前往医院探望，并特批每月300元生活补助费，确保这位为革命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老人能够安享晚年。
1970年2月9日，仇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从1919年那个夏夜两人初次长谈，到1970年寒冬的永别，这段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交往画上了句号。
毛主席与仇鳌的情谊，超越了党派界限与年龄差距，它既是个人之间的肝胆相照，更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真诚合作的典范。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仇鳌以半肺残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全部力量；毛主席则始终铭记那些在艰难岁月中给予革命以无私帮助的老朋友。
一声"润之"，承载的是不变的初心；一句"主席"，道尽的是时代的变迁。而毛主席那句"我可没有改名字"的笑语，则永远定格了这段历史中最温暖、最真诚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