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国 有 （2025年10月17日）

9月4日，笔者在群里发表了《〈中唐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答疑》（以下简称《答疑》）一文。10月7日就在网上见到有山东“乐安妫姓孙氏”孙治国先生回应此文的《驳〈中唐之前无妫姓孙氏答疑〉——逻辑与史实双重缺乏》（以下简称《缺乏》），读后觉得其观点和论述方式具有代表性。本文采用在原文中插【注】的形式，与孙治国先生继续交流，并试图解答其他读者由此而产生的疑问。

[原文]孙国有先生所谓“中唐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论断，看似论证严密，实则在逻辑自洽性、史料解读与学术规范上存在许多硬伤，其核心观点难以成立。

一、论证逻辑的根本性缺陷

㈠举证责任倒置的诡辩

学术讨论中，提出“存在”论断者负举证责任，提出“不存在”论断者负论证责任，二者绝非“要求提供不存在的证据”这般简单对立。孙国有将“论证责任”偷换为“提供不存在的直接证据”，回避了自身论证体系的漏洞。【注：写作《答疑》一文的原委是：笔者在《关于妫姓孙氏说的形成》一文中，采用多个角度做了论证，得到“中唐以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结论。《答疑》又根据几年来部分读者的反映作了补充论证。这几天我又对它们做了检查，认为论述和结论都没有大问题，也没有发现有什么“自身论证体系的漏洞”。至于“要求提供不存在的直接证据”，那是一位“安徽作家”的“精彩表演”。他反对《形成》的结论，本来只需要指出《形成》的证据或论述存在严重缺陷，或者更简单地，拿出“‘中唐之前存在妫姓孙氏’的例证”来作为反证，哪怕只是一件也行。这才符合逻辑规则，既是学术讨论正途，也是“提出‘存在’论断者的举证责任”。然而，他对《形成》的论证既无一词反驳，对其结论又无一件反证可供，已是理屈词穷，却又心有不甘，竟然提出“要求笔者另外拿出‘中唐以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直接证据来”。显然，这样的“证据”是不可能存在的，《形成》当然不会采用这样的方法。而这位“作家”，并不是要讨论问题，只是想刁难对手，把水搅浑。因此，我立即指出：“谁也不能把‘不存在的东西’拿出来作证据，你这是胡搅蛮缠。”现在，孙治国先生又说我“将‘论证责任’偷换为‘提供不存在的直接证据’”。字面上就很搞笑，谁会来这样“偷换”呢？意思倒也明白，他是想说：孙国有没有“提供不存在的证据”，就是“自身论证体系的漏洞”，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如前所述，此说毫无来由，只是变着词儿肆口污蔑，比那位“作家”更能诡辩。】

他以“月亮上没有棒棒糖”为喻，却忽略历史研究的核心逻辑——“无记载”不等于“不存在”，尤其在古籍散佚率极高的背景下，以部分现存文献的“未记载”推导“历史上不存在”，本质上是用归纳法的局限性，替代严谨论证。【注：①“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故事，见[附录]。《答辩》一文重提这个故事，是为了形象化地解释为什么“不能把‘不存在的东西’拿出来作证据”。容易理解，是“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事实，造成了既不存在“月亮上有棒棒糖”的证据，也不存在“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证据。因此，“要求提供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直接证据”就是要求提供“不存在的东西”。坚持此项无理要求，当然就是“胡搅蛮缠”。②“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故事与“妫姓孙氏说”有同构性，都是不存在的东西被部分人误认为存在了。故事里的“淘气”相当于孙逖家族，故事里的“‘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证据”就相当于“作家”所要求的“‘中唐以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直接证据”。】【“历史研究”居然还有异于寻常的“核心逻辑”，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谈论这种“逻辑”，真是了不起。为了避免大话、空话，我们主要讨论“归纳法”与“严谨论证”的关系。为了论述清晰，先把“记载”厘定为“历史信息载体”，包括文献和文物；而“存在”则包括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无记载”的东西固然不一定“不存在”，但“不存在”的东西一定是“无记载”。所以，我们只能从历史“记载”来了解历史“存在”，依据“无记载”来剔除那些“不存在”。总之，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历史文献和文物，充分提取历史信息，深刻揭示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良渚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说：“我们发掘遗址，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发现什么。”意为：田野考古，不是先拍脑袋产生一个什么“见解”要到遗址中去为它寻找证据，而是通过发掘古代文物来探索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类似地，研究孙氏历史也是依据历史“记载”中的历史信息来揭示孙氏历史真相，而不能以“‘无记载’不等于‘不存在’”为借口，为《宰相世系表》妫姓孙氏说中那些与历史“记载”相悖的虚假叙事撑起保护伞，更不能脱离历史“记载”而随意杜撰孙氏历史叙事。】【《答疑》补充统计分析样本所包含的8种史籍中都有姬姓孙氏记载而没有妫姓孙氏记载，孙治国就误以为《形成》也是这样“推导”的。事实上，拙作《形成》采用多方面配合的方式进行论证，主要是通过孙逖家族墓志的历史叙事存在着荒唐的错误，来证明其“原始妫姓孙氏说”不可置信，而不仅仅是“以部分现存文献的‘未记载’推导‘历史上不存在’”。看来，他还没有读过《形成》。】【“本质上是用归纳法的局限性，替代严谨论证”，真敢说呀，这不是把“归纳法”与“严谨论证”割裂和对立起来了吗？分析和归纳，是人类科学思维的一体两面。分析是由一般到达个别，但其外延会越来越小，可以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归纳是由个别到达一般，外延会越来越大，可以揭示一类事物背后的普遍规律。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庄子说：“吾生也有涯。”“归纳法”从“个别”到“一般”，每一次研究也只能使用数量有限的证据。孙治国把这叫做“归纳法的局限性”。其实，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现有结论也都是相对真理，其接近历史真实的程度，决定于所用证据的信息含量和论证过程的深入程度。检查原有论证、发现新的证据，都可能改进已有的结论。因此，不存在什么“归纳法的局限性”。所谓“严谨论证”，就是高质量的分析和归纳的联合应用，不可以偏废归纳而侧重分析，反之亦然。可见，“用归纳法”无法“替代严谨论证”。至于“用归纳法的局限性，替代严谨论证”，更是“本质上”就说不通，请问：“局限性”岂能“替代严谨论证”？又有谁愿意做这样的“替代”？】【“尤其在古籍散佚率极高的背景下……”，意思是：因为大多数史籍都散佚了，“现存文献”就不足以研究历史问题了。如果还要研究，那就是“用归纳法的局限性，替代严谨论证”。话虽不通，意思和情绪倒也明白：就是要求大家不要再讨论孙氏历史问题，尤其是“妫姓孙氏”问题了。其背谬和无理自不待言，就不浪费读者的时间了。】【恕我直言，至今我还没有见到“妫姓孙”有什么“严谨论证”的东西，希望孙治国先生愿意拿出一件来让大家开开眼界。还希望“妫姓孙”今后多用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少拿它们当手电筒专照别人，少说些荒腔走板不着调的大话、空话。说大话、空话，可以在“土围子”里装腔作势搞大内宣；但用来唬别人，恐怕只会被当作“精彩表演”，谨记。】

㈡概率论证的科学漏洞

其所谓“统计学论证”存在致命缺陷：一是样本选择的主观性，刻意选取以姬姓孙氏记载为核心的史籍，回避了可能涉及妫姓分支的地方文献、谱牒与金石资料；【注：谁也否定不了的现实情况是：《新唐书》之前的典籍，很多都记载了“姬姓孙氏”，但还未发现有记载“妫姓孙氏”的。根据这个情况，《答疑》统计分析的目标只能确定为：《新唐书》之前有“姬姓孙氏”记载的典籍原来都有“妫姓孙氏”记载的概率。为此，统计样本取《新唐书》之前有“姬姓孙氏”记载的史籍是理所当然的。一共找出来8种，这是硕果仅存，而不是有谁“刻意选取以姬姓孙氏记载为核心的史籍”，而排除了有“妫姓孙氏”记载的史籍。可见，并不存在什么“科学漏洞”。如果有哪位“妫姓孙”能提供《新唐书》之前有“妫姓孙氏”记载的史籍，那真是石破天惊，好得很。如果数量足够多，我们也可以另建样本，进行类似的概率分析。请问孙治国先生，你有吗？如果有，就请拿出来；如果没有，就不要说大话、空话，以免让人笑话，说你们以0种讪谤8种，是□□□□腹中空。】【至于《答疑》为什么没有分析“可能涉及妫姓分支的地方文献、谱牒与金石资料”？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资料”的基本情况：①几篇所谓《新唐书》之前的“地方文献、谱牒与金石资料”，有的已被戳穿是后人的伪托，例如：a三国孙权撰《天子自序》，让245年去世的陆逊提前到229年孙权称帝时就享受“入庙以嗣配享”；b唐殷践猷撰《乐安孙氏七迁碑记》记载：兄孙鸾之孙在西汉末，而弟孙麒之孙在初唐，相差650年，真是笑话。经过与《宰相世系表》对比，发现原来是《七迁碑》的作伪者抄写了《宰相世系表》，并遗漏了孙骐之后“通子孙世居清河……灵怀曾孙茂道”；c五代孙劻撰《富春孙氏谱序》，自称撰于933年，却把952年“以书抵节度使马希萼”的“孙琰”称为“皇考”（亡父）。②有的是造假，例如：d唐孙逖撰《孙嘉之墓志》，以孙惠蔚（生卒452—518）和孙孝敏（605—617年间为“并州晋阳县令”）为父子，这对父子相差100多岁，说明孙逖连五代先祖都不清楚，显然是从《魏书》或《北史》等史籍收罗古代人名来拼凑自己家族的世系；e唐孙逖家族的《孙简墓志》和《孙嗣初墓志》说：妫姓孙氏是“齐太公田和”的后代，田和的孙子田书“为齐大夫，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其实，田和是田常的曾孙，他怎么会把田常的叔父田书当作自己的孙子呢？真是荒唐透顶，显然是孙逖家族并不了解田书是什么人就请他来做始祖。而《宰相世系表》是新瓶装旧酒，改变不了这种荒唐。③还有一些史料被人篡改、曲解，例如：f孙星衍在《孙夫人碑》拓本缺损字处补“齐”字；g霍印章篡改《孙处约墓志》，把他“廓清为妫姓之孙”，还扯上了欧阳修；h吴如嵩继承清光绪《惠民县志》的错误，把《晋书·地理志》明确记载的，曹操割平原郡、勃海郡、乐安郡之地设置“乐陵郡（唐棣州/乐安8郡的前身）”的史实，篡改成“献帝建安中以乐安国分置乐安郡，徙厌次属焉。”i今广饶县只是到刘宋时才称为“千乘县”和“乐安郡治”，到隋代称“千乘县”，金代称“乐安县”，民国复置“广饶县”。《广饶县志》却让齐景公千驷畋猎之地随着地名“千乘”的沿革从济水之北搬到济水之南。以上仅举数例，每例也仅述梗概。欲知更多内容，可参阅拙作《孙武故里再寻踪》《〈孙子故里惠民说再证〉评析》《〈天子自序〉评析》《丰城派谱序三则及其他》《〈乐安孙氏七迁碑记〉撰者考》《乐安孙氏家族世系及其它》，等等。】【根据以上情况，这些“地方文献、谱牒与金石资料”确实“涉及妫姓分支”，但根本不能作为探索孙氏历史真相的依据，并不是拙作《答疑》“刻意”“回避了”这些“资料”。如果一定要用这些资料来建立样本，那也只能用来分析“妫姓孙氏世系”含有多少水分。要知道，正确的统计分析是揭示事物客观属姓的科学利器，而不是可以帮助某些人掩盖历史真相的晦涩骗术。】

二是独立事件假设不成立，唐代以前典籍多经战乱散佚，同一时期相关内容的散佚存在关联性，并非互不影响的独立事件；【注：“同一时期相关内容的散佚存在关联性”——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按照概率论，如果事件A的发生与否对事件B没有影响，反之亦然，则它们就是独立的；否则，它们就是相关（“关联”）的。如果多个事件中的任意两个都是独立的，则构成独立群。如果孙治国先生在校读书时“概率与统计”课程成绩在60分以上，就应该懂什么叫“独立事件”，什么叫“关联性”。然而，那就难以理解，他怎么又会认为“同一时期相关内容的散佚存在关联性”？难道史籍的姬姓孙氏记载部分状况如何，会影响“妫姓孙氏”记载的散佚；“同一时期”的动乱、兵燹等破坏因素会对史籍的各部分具有倾向性，一见妫姓孙氏记载就把它破坏掉，而对姬姓孙氏记载就伤害不大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可见，他编造出这样的理由，应是为了遮蔽《新唐书》之前的史籍，多有姬姓孙氏记载而没有妫姓孙氏记载的事实的重要意义，没料到自己先露了怯。】

三是概率模型的无效性，将“未记载”直接等同于“曾记载后散佚”，忽略了“从未被该典籍收录”这一更合理的可能性，属于典型的前提错置。【注：比较一下a“未记载”b“曾记载后散佚”c“从未被该典籍收录”之间的异同，应该说，a、c之间并无区别。可见，拙作《形成》和《答疑》并没有“将‘未记载’直接等同于‘曾记载后散佚’”。请问孙治国先生：你认为“妫姓孙氏”在样本的8种史籍中“未记载”或“从未被该典籍收录”吗？告诉你，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光认为没有用，还需要进行论证。为了让论证的过程和结果更有说服力，包括首先说服我自己，我特意朝对妫姓孙氏说有利的方向放宽了条件，假设“这些史籍原本都有妫姓孙氏记载”。然后分析出这些“曾经”的记载“后来又全都散佚了的概率”很小，从而证明了前述假设“原来都有妫姓孙氏记载”（即“曾记载后散佚”）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穿了，这不就是连初中生都懂的反证法吗？你怎么会认为这是“典型的前提错置”而“无效”呢？你急着要给我派一个谬误之名，这可以理解，但也要先过一下脑子再说，免使自己丢人呀。】【总之，因为各种历史因素对典籍的破坏作用是随机的，所以各典籍和典籍的各部分的散佚情况也都是独立的，所以，这8种史籍均“未记载”或均“未收录”妫姓孙氏的情况，可以代表从春秋到《新唐书》问世1500多年的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或收录妫姓孙氏。这意味着，在唐孙逖家族崛起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而“妫姓孙氏说”就是他们编造的。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继续讨论。】

二、史料解读的片面与误读

㈠对“赐姓命氏”规则的机械套用

周代“赐姓胙土命氏”并非僵化教条，春秋晚期礼崩乐坏，诸侯赐氏现象普遍存在。孙书作为田氏支脉，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本质是“以功命氏”的延伸，符合当时“因事命氏”的灵活实践。孙国有将西周早期制度绝对化，无视春秋时期姓氏制度的演变，其所谓“齐景公无权赐姓”的结论，是对周代姓氏发展脉络的刻意割裂。【注：现在，“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已经成了某些人胡编春秋历史叙事的借口。不知“周代姓氏发展脉络”是何时到达“以功命氏”“因事命氏”的？能拿出历史依据和例证（“田书得孙氏”不算）来吗？其实，“礼崩乐坏”也是分方面和阶段的，而不是突然就“荡然无存”了。春秋时期主要是出现了大量的僭越现象，例如，“八佾舞于庭”，“觚不觚”等等。特别是，“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而是诸侯之间相互攻伐兼并，干戈相寻，造成“春秋无义战”的状况。在姓氏制度方面，发展演化比较缓慢。这是因为“赐姓胙土命氏”规则的社会基础是西周宗法分封制度，只要社会没有脱离宗法分封制的大框架，“姓别婚姻”和“氏别贵贱”仍然是社会的主要习俗，“赐姓胙土命氏”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例如，《春秋左传·隐八年》记载的众仲之言，不但鲁隐公据此而命无骇为展氏，还可以用来解释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姓氏现象。当然也有变化，例如，鲁国命叔孙氏，就是前662年，庄公病重，其弟季友与叔牙之间为争论庄公的后继人选而做的政治交易：叔牙同意自杀，季友承诺命其后裔为叔孙氏（《左传·庄三十二年》）。但从《世本》和《世族谱》记载的叔孙氏世系“鲁桓公—叔牙—戴伯兹—庄叔得臣—穆叔豹……”来看，到叔牙之孙得臣始称“叔孙得臣”，仍然符合“以王父字为氏”的惯例。甚至到战国晚期也还是基本遵守的，例如，商鞅为卫侯的“庶孽公子”，姬姓，起初并没有称什么氏；去魏国为官才称为“公孙鞅”（有人认为，在先秦，“公子”“公孙”都不算氏。到“公孙之子，其亲已远”，才“以王父字为氏”。见清顾炎武《日知录·氏族》）；到秦国受到重用才称为“卫鞅”，获得封邑商於之地后始称“商君”。可见，商鞅一生的称谓变化是符合《礼记·大传》正义“诸侯赐卿大夫以氏”之说的。姓氏制度的大变化是到秦兼并六国之后，全国实行郡县制，罢黜六国世袭诸侯大夫，宗法分封制废绝，原来的姓氏两分的规则失去了社会制度的支撑，“氏”不再“别贵贱”，才转为姓氏不分，得姓受氏的途径也逐渐多样化起来。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明白孙治国先生是在哪里发现我有“对周代姓氏发展脉络的刻意割裂”，又是怎样“机械套用”“‘赐姓命氏’规则”的。】【纵观西周、春秋，乃至战国，只有周天子武王赐虞满妫姓，而未见有诸侯赐姓之事。“天子建德，因生赐姓”，齐景公只是诸侯，当然无权赐谁孙姓。他可以命氏，但也无法以字、谥、官、邑来命田书为孙氏。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在史籍上还未见到他在位58年中曾经为谁命氏。齐国大量命氏发生在田氏篡齐基本成功之后，田襄子为了全面接管姜齐政权，“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史记·田世家》），并分出十几个氏族。其中，田书的孙子以王父之字而得子占氏，但没有孙氏（见《世本》《潜夫论》《元和姓纂》《通志》等）。这意味者什么？自己想去。】

㈡对关键史料选择性的忽视

关于王莽认族：将“姚、妫、陈、田、王”列为同族，核心依据是直系血缘传承，而妫姓孙氏作为田氏分支，已历经数代繁衍，未被纳入宗室范围实属正常，无法证明“当时无妫姓孙氏”。【注：看来，孙治国是把《王莽传》和《孙夫人碑》都称作“关键史料”了。】【先来看王莽是怎么说的。《汉书·元后传》：“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自本》”，王莽自报家世的文件。“八世生虞舜”，与《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帝系》一致。几乎所有的典籍都记载“黄帝姬姓”。既然王莽“自谓黄帝之后”，黄帝也是他的“直系”先祖。所以，如果王莽认族的“核心依据是直系血缘传承”，他就应该把“姬”也纳入宗室，使成为“姬、姚、妫、陈、田、王”。其次，王莽把黄帝改为“姓姚氏”，应该是故意这么做的，以避免与周室姬姓或鲜虞姬姓发生混淆。第三，王氏历来多源，有的以周灵王太子晋为始祖，姬姓；有的以殷王子比干为始祖，子姓，等等。但王莽却是把“王氏”全都纳入宗室了（“凡五姓者，皆……予之同族”）。由此可见，王莽并不是像孙治国先生所说的那样按照“核心依据是直系血缘传承”来确定宗室的，而主要是政治考量。所以，未纳入“妫姓孙氏”的真正原因是：“妫姓孙氏”是中唐之后才由孙逖家族发明出来的，王莽与“妫姓孙氏”没有时间交集。孙治国的“核心依据是直系血缘传承”，乃是为“妫姓孙氏”没有赶上王莽新朝宗室盛宴的尴尬而苦想出来的掩饰之辞。】

关于孙星衍补字：《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中“其□与齐同姓”的补字争议，仅能说明单碑史料的解读分歧，【注：“解读分歧”？孙星衍没有任何旁证材料就对缺损字□随意补字，应该叫做“空穴来风”或“无中生有”，而不是“解读”。他谈起孙氏起源问题，就把“存疑遗阙，慎言其余”的治学精神抛到爪哇国去了，可恼可笑。《孙夫人碑》拓片内容是：“夫人，济南孙氏之中女也，实曰□姬，其□与□同姓，别闾族，遂以为氏……”按先秦惯例，姬姓孙氏的女儿出嫁之后称为“某姬”。“实曰□姬”应是碑文撰写者按古例称孙夫人，以显得文词高古典雅。可见，若将后面补一个“卫”字，不是比补“齐”字合理吗？】不能反向推导“所有典籍均无记载”。【拙作《答疑》是借乾嘉大学者孙星衍虽博通经史却想出补字的滥招，来佐证“他在《新唐书》之前的史籍中也没有看到有妫姓孙氏记载”的事实。这其实是借孙星衍的博学来扩大我们的视野，有何不当？这是“以例为证”，不能叫做“反向推导”。】【在《答疑》中，笔者已经指出“‘《新唐书》之前的所有史籍’是一个无限的全称概念”，是“不可能用穷举（逐件检查）的办法来”进行考察的。孙治国先生讥讽“不能推导‘所有典籍均无记载’”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不能用其他方法，只能靠查遍“所有典籍”来“推导‘所有典籍均无记载’”。这与要求别人拿出“月亮上没有棒棒糖”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强迫对方做不可能的事情，或曰“胡搅蛮缠”。】

事实上，孙星衍的考证虽有争议，但他对《世本》《元和姓纂》的整理成果，恰恰反映了唐代以前妫姓孙氏史料的稀缺性，而非“不存在”。【注：孙治国竟能从“唐代以前妫姓孙氏史料的稀缺性（其实是根本没有）”，“而”出一个“中唐之前非‘不存在’妫姓孙氏”的结论来，全然不顾前提与结论明显冲突，请问：这是什么神逻辑？我想再请教孙治国先生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你们说几乎所有的孙氏历史名人都是“妫姓”，为什么又会出现“唐代以前妫姓孙氏史料的稀缺性”的问题呢？是历史上存在一股什么神奇力量，对“妫姓孙氏”十分不友好，一见“妫姓孙氏”就打，从春秋坚持1300多年一直打到中唐，以致所有的史籍都无一字记载“妫姓孙氏”，连那些历史名人对此也毫无影响；还是这1300多年根本就没有产生过“妫姓孙氏”，所以史籍才无记载呢？请想好了再回答，立论要有根据，推理要合乎人类逻辑，我不想再看到瞎扯和胡喷。】

㈢对核心世系的误判

【从下文看来，孙治国的“核心世系”是指《宰相世系表》“妫姓孙氏世系”中自“田书”到“孙武家世”的部分。】

孙国有以“孙武见吴王早于田书被俘28年”，否定二者亲缘关系，【注：拙作《答辩》指出“孙武见吴王早于田书被俘28年”。如果前512年孙武见吴王时25岁，则生于前537年，前484年44岁。是年，田书参战被俘，应不大于60岁（“六十不与服戎”）。请问：不到60岁的田书怎么能当44岁的孙武的爷爷？就算孙武15岁见吴王，也不可能是田书孙子。不能再小了罢。】

却忽略了史籍记载中‘田书’与‘陈书’的名讳演变、【注：“‘田书’与‘陈书’的名讳演变”所指应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新编妫姓孙氏说”。笔者有《妫姓孙氏说的现代更新与证伪》一文，对这些新编妫姓孙氏说的情况作了综述，又着重讨论了：赵金炎的“新编妫姓孙氏说”（“出自妫姓的陈氏必须从其田氏，否则就成为叛逆之党”）徐铁生的“四合一妫姓孙氏始祖说”（史籍中的孙书、陈书、陈武子开、孙武，皆为妫姓孙氏始祖一人）。还有《〈孙子故里惠民说再证〉评析》解析了霍印章的“无宇五子说”（无宇五子：陈常=田恒、陈书/表=田书=孙书、陈开、陈乞、陈书/左传……）。这些奇谈怪论其实很无聊，其中：赵金炎是曲解《左传·哀元年》的“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徐铁生是用四个人的相关史料来拼凑“妫姓孙氏始祖”一人的生平；霍印章是把《宰相世系表》的田恒、田书，《左传》的陈开、陈乞、陈书统统塞进陈无宇的怀抱。可见，这些说法并不是“史籍记载”，而完全是“胡编乱造”，改变不了“孙武见吴王早于田书被俘28年”的史实，更不能证明“孙武是田书的孙子”。其中，又以霍印章“无宇五子说”最复杂，把“陈书/田书”“陈恒/田恒”“陈恒/田常”的“名讳”搅成了一潭烂泥。我已把“新编妫姓孙氏说”画皮画骨，孙治国却说“孙国有忽略了……”，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显然，其目的是把大家的议论带入这个泥潭，以阻滞对孙氏历史真相的探索。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交智商税，要对所有的“新编妫姓孙氏说”嗤之以鼻，让“妫姓孙”自嗨去吧。】

孙武奔吴的时间争议等关键细节。【注：在《孙武故里再寻踪》中，笔者将孙武奔吴时间定在前516年前后，这是因为那一年齐景公与晏子对话，表示他觉察田氏的篡国活动已经隐然成形，自己无力回天。孙武见齐国即将发生大乱，决定奔吴。此后，前512年见吴王，前506年破楚入郢。《宰相世系表》以为孙武“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但是，“田、鲍四族驱逐庆封”是在前545年，此后“四族”就只有互斗而没有联合过。如果孙武前545年奔吴时约25岁，则前506年孙武约65岁，已不能参加破楚入郢之战（“六十不与服戎”）；而田书前484年被俘，只配做孙武的孙子。其次，春秋齐国内乱多由田氏挑起，并总是获胜。如果孙武出生于田氏家族，难道还会被田氏的胜利吓跑？留在齐国不更是有发展前途吗？《宰相世系表》的“妫姓孙氏说”这么荒唐可笑，显然是人工粗制滥造的赝品，其中的“孙武”应是唐孙逖家族编造“妫姓孙氏世系”时凭空揽入的。“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还值得为它辩护吗？】

《左传》对孙书伐莒的记载与《史记》对孙武家世的追溯并非绝对矛盾，将时间差直接等同于“不可能”，属于对史料的过度解读。【《左传》记载“孙书伐莒”，《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两种史籍各记所记，既无“矛盾”，也无“并非绝对矛盾”。如前所述，从“孙武见吴王早于田书被俘28年”的“时间差”，就可以推知（“直接等同于”）田书“不可能”是孙武的爷爷。从史料中细致地提取历史信息，哪怕是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这是历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舍此别无他途，怎么能污蔑为“过度解读”呢？倒是有“妫姓孙”（例如闻喜孙文才），看到有两种史籍把二“孙”与齐国关联起来了，就捕风捉影，认为沾“齐”就是“妫”，一口咬定说这是“田书得孙氏”的铁证，除了表示嘴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想不到，或不愿意想，卫国的孙氏也可以去齐国，去了齐国还可以繁衍生息。特别是，前535年晋“还戚田于卫”之后，戚邑孙氏的经济来源大受影响，再大的世家也经不起坐吃山空的消耗，一定会有许多孙氏成员外迁谋生。此时有孙书去齐国从军，为将，前523年随高发伐莒立功，从此在齐国定居繁衍，至少不存在年代冲突。孙武也有“可能”是在戚邑出生，后随孙书到齐国去的。当然，这些命题还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但已经是“妫姓孙”无法否定的“可能”了。孙治国应该明白：若要说“矛盾”，唐孙逖家族《墓志》的“原始妫姓孙氏说”“和孙书……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新唐书》的“妫姓孙氏说”“田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和各种“新版妫姓孙氏说”的奇谈怪论，已经把孙书和田书的关系和身世扯成一团乱麻，若不抛弃“妫姓孙氏说”，就永无可能解开，那才真是“绝对矛盾”。】

此外，《世本》“田书之孙为子占氏”的记载，仅能说明田书一支存在分支命氏的情况，无法证明其本支未以孙为氏。【注：历史研究的目标是追求确定的结论。历史信息都在证据里，学术论证增加不了信息含量，所以，用“可能”的证据，论证不出确定的结论。这是基本常识。例如，我们就没有把“孙武出生于戚邑，后迁去齐国”当作研究结论，只是说从现在所掌握的历史信息来看，不无这种“可能”。就算田书的后裔“可能”不止一支，除了田坚被命为“子占氏”，还“可能”有其他支为其他氏（非田氏）。仅凭这点儿“可能”之“可能”，根本不足以证明田书一定有一支后裔为“妫姓孙氏”。孙治国辩口龂龂，想钻这个空子来争辩“田书得孙氏”，是没有意义的。】

三、核心论断的史实硬伤

㈠“孙逖家族首创说”缺乏依据

孙国有称“孙逖家族是历史最早、唐代唯一的妫姓孙氏家族”，与出土史料及姓氏研究结论相悖。唐代墓志中并非仅有孙逖家族提及妫姓渊源，且早于中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孙氏族人追溯至妫姓田氏的零星记载，只是未形成系统论述。将“系统论述的形成时间”等同于“姓氏的起源时间”，是典型的概念混淆。【注：“孙逖家族是历史最早、唐代唯一的妫姓孙氏家族”的结论，是笔者依据所见文献归纳出来的。如果孙治国先生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他只要拿出哪怕只是一篇“唐代墓志中有某某非孙逖家族提及妫姓渊源”的例子、一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某某孙氏族人追溯至妫姓田氏的记载”的例子，就足以向读者证实自己并非空口说瞎话，同时也否定了笔者的结论。举出反证是经常使用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孙治国这里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但又吞吞吐吐，举出的反证只是“并非”“已有”等模糊陈述而非具体对象，这是唬弄不了读者的。】【“将‘系统论述的形成时间’等同于‘姓氏的起源时间’”？因为在中唐孙逖家族崛起之前，无论是史籍，还是墓志、碑碣、谱牒，均未发现有“妫姓孙氏”的记载。到中唐，才有孙逖家族在墓志中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妫姓孙氏”的起源。不论这种“论述”多么荒唐，总算是诞生了新名词“妫姓孙氏”，就像《西游记》首次提及“孙悟空”的名字，以后传世。所以，“妫姓孙氏”的“起源时间”，只能确定在中唐，表述为“中唐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显然，这里没有任何“概念混淆”。如前所述，孙治国反对此结论，本来只要提供一个“中唐之前有妫姓孙氏”的反证就足够了。但是，他与“安徽作家”一样，也提供不了反证，却把“将‘系统论述的形成时间’等同于‘姓氏的起源时间’”说成是“典型的概念混淆”。与人讨论历史问题，首先要统一术语定义。我从来没有同意把春秋田书时代当作“妫姓孙氏”的“起源时间”，孙治国其实是把他对“妫姓孙氏”“起源时间”的理解强加于我。由此可见，这里并没有孙国有的“典型的概念混淆”，只有孙治国的“典型的歪曲污蔑”。这里的“歪曲污蔑”就是指：把荒谬的意见加在对方头上，再派对方谬误之名。这是不行的。】

㈡对“妫姓孙氏说”形成的曲解

“妫姓孙氏说”的流行，并非仅源于孙逖家族私谱，而是基于田氏代齐、孙武故里等历史事实的逐步梳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虽有润饰，但核心依据并非凭空编造，而是对唐代以前姓氏传承线索的整合。孙国有将其简单归为“编造”，回避了姓氏源流记载“层累形成”的客观规律。【注：李零先生说得好：“关于孙子其人，我不讲，因为史料太少，没什么可讲，讲也是司马迁那几句话。社会上，争故里，瞎编胡论太多，一写一大本，都是骗人。我只讲（《孙子》）书。”（《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研究历史问题，需要制定正确的研究路线。“田氏代齐”与妫姓孙氏起源没有任何关系，关于“孙武故里”的瞎编胡论也没有多少“历史事实”。沙子不可能榨出油来，“基于田氏代齐、孙武故里等历史叙事”也不可能“梳理”出“妫姓孙氏”起源的历史真相来。】【拙作《形成》系统地阐述了“妫姓孙氏说”的前世今生，主要的依据是《新唐书》之前的历史文献和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而没有曲学阿世，去迎合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妫姓孙氏说大流行”闹剧所造成的“‘妫姓孙氏说’的流行”和关于“孙武故里”的瞎编胡论（参见拙作《孙氏源流考辨·孙武故里再寻踪》），而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背景。】

【《形成》也分析了“原始妫姓孙氏说”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关系，关键证据是《宰相世系表》“妫姓孙氏世系”孙孝敏一支与“孙逖家族墓志世系”的高度一致性。北宋1060年完成《新唐书》时，孙逖家族墓志还没有出土，欧阳修等编纂人员不可能见到墓志中所记载的孙逖家族世系，他们必然是从流传到北宋的孙逖家族私谱获取这些信息的，或曰以孙逖家族私谱为蓝本。可以说，没有“孙逖家族私谱”，就没有“‘妫姓孙氏说’的流行”。孙逖家族有私谱的信息在866年《孙嗣初墓志》和871年《孙泳墓志》中都有所透露，最后一次“重修”是在867年孙偓之子孙溥出生之后。比较《宰相世系表》和《孙简、孙嗣初墓志》对妫姓孙氏世系的陈述，可知《表》编者对《墓志》“原始妫姓孙氏说”的“润饰”仅限于《墓志》或“私谱”的妫姓孙氏起源部分：“齐太公田和其裔也，和孙书为齐大夫，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墓志》把妫姓孙氏说成是战国田和的后代，战国田和的孙子是春秋田书，他伐乐安立功，就被封于乐安，赐姓孙氏。错得真是丢人，必须改掉。然而，窟窿却越弄越大，改后又把前523年孙书伐莒的事扯到田书身上来，孙书受了“无妄之灾”，被换为妫姓了。可见，《表》妫姓孙氏说的“核心依据全是凭空编造”。其“传承线索”就是：“原始妫姓孙氏说”通过唐孙逖家族私谱传到《新唐书》。所谓的“整合”，不过是删了“齐太公田和其裔也”，又把“和孙书，伐乐安”改成“田书伐莒”，经此“润饰”后就成为公开流行的“妫姓孙氏说”。到了南宋之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又爆冲出许多“新版妫姓孙氏说”。可以说，现在流行的“妫姓孙氏说”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层累形成”的，其每一步都是天马行空，离不开“编造”，而不是依据确凿的历史记载。我称其为“编造”，怎么是“曲解”呢？】【“层累形成”应该是一个从顾颉刚的著作中搬来的名词。顾氏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曾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观。孙治国把“妫姓孙氏说”“等同于”顾氏的“古史”，不知这算不算是“典型的概念混淆”？如果一个家族的姓氏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层累”，这就像是长江入海口处的一块漂木，A说“这是昆仑山来的木头”，B说“这是峨眉山来的木头”，而C说“我要好好观察一下，看是哪里来的木头”，而D说“你们都错了，它既然漂在长江上，漂到哪里就应当算是哪里的木头”。请问孙治国先生：你的姓氏也像是“长江上的漂木”吗？由此不难看出鼓吹“姓氏层累说”之无理和有害。而我们则是探索孙氏的历史真相，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四、学术讨论的态度问题

孙国有在论证中多次以“胡搅蛮缠”“未找到反驳方法”等表述攻击质疑者，回避对核心史料争议的正面回应。【注：已如前述，我指出那位“作家”“未找到反驳方法”是指：他既不能指出《形成》的证据和论述有“根本性缺陷”，也不能提供“中唐之前存在妫姓孙氏”作为反证；说他“胡搅蛮缠”是指：他却要求我提供“中唐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实例。这与“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证据相同，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更不可能拿出来做“正面回应”的证据。孙治国指责我“回避”“正面回应”，实际上是与“作家”彼呼此应，配合欺诈。这暴露了他自己也是“胡搅蛮缠”之人，还令人惊叹：某些“妫姓孙”为争论孙氏历史问题已经不顾道德底线了！】【我作本篇《再答疑》是因为：孙治国先生的大作《缺乏》，同样也没有指出缺陷或提供反证，说明他也“未找到反驳方法”。他的那些大话、空话，和“胡搅蛮缠”的话，同样也不能驳倒“中唐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结论，但可能具有某种混淆视听的欺骗作用，必须予以澄清。】

其所谓“正本清源”，本质是将个人解读绝对化为“历史真相”，【注：揭示“历史真相”不能搞全民公投，只能从“个人解读”开始。这与“绝对化”有关系吗？有，请指出来；没有，就不要空口说胡话。】

忽略了姓氏研究中“多元起源”的共识——孙氏作为多源姓氏，姬姓、妫姓等起源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反映了不同支脉的传承记忆。【注：即使有“姓氏研究中“多元起源”的共识”，也不能把“多源姓氏”当标签套在所有姓氏的头上作为研究该姓氏历史的依据或结论。以“多元起源”为借口，阻挡不了对“妫姓孙氏说”的发生、转化、流行等“传承记忆”过程的深入研究和公开讨论。孙氏是不是“多源姓氏”，以及如何“多源”，有没有妫姓这一些“源”，还是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依据可靠的历史文献来做细致而具体的分析。想推翻“中唐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结论，必须到《形成》和《答疑》的论据或论述中去找出其严重缺陷，或直接举出一个有力的反证，舍此而外，其他都是自欺欺人的歪门邪道和画饼充饥的痴心妄想。】

综上所述，“中唐之前不存在妫姓孙氏”的论断，既存在逻辑架构的根本性缺陷，又有史料解读的片面误读，更违背了姓氏研究的多元视角原则。学术讨论应建立在对史料的全面梳理与逻辑的严谨自洽之上，而非以概率推测替代史实考证、以主观判断否定多元可能。【注：这是《缺乏》一文的结语，是该文对拙作的污蔑不实之词的汇总。】【回顾《缺乏》全文，对拙作《形成》《答疑》：①不能着一字以指出其证据和论述有何缺陷，也不能举一反证以推翻其结论，可谓“未找到批驳的方法”；②凭空制造“举证责任”争议，无理要求笔者举出不可能存在的例证，此谓“胡搅蛮缠”，企图“把水搅浑”；③又对“归纳法”“统计学”等科学方法妄加非议，自曝浅薄；④通篇不能引述一种史籍作为具体论据，只是东拉西扯一些毫不相关的大话、空话，编造污蔑不实之词肆口攻击，已被解析得诈伪尽显，兹不复述。至于某些人对“学术讨论的态度”，其早已昭著于天下，笔者又就《缺乏》一文多所检示。欢迎读者对双方议论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对今后工作多提建议，不断深化孙氏历史文化研究，早日实现孙氏正本清源。】

山东乐安妫姓孙氏孙治国

2025年10月7日

[附录]“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故事

人物：爷爷（70岁）、孙子（5岁）、淘气（邻居大男孩，15岁）

地点：孙子家门口。

一天，孙子看见淘气在街上走，叫了一声：“大哥哥！”淘气听见有人叫他“大哥哥”，心里很高兴，就给了孙子一根棒棒糖，并对他说：“这是‘月亮上的棒棒糖’，好吃吗？”孙子点点头，说：“好吃。谢谢大哥哥。”过了几天，孙子又想吃糖了。跑到家门口东张西望了好几回，也没看到淘气，就跟爷爷说：“爷爷，我要吃糖，要吃‘月亮上的棒棒糖’。”爷爷听了好气又好笑，说：“月亮上哪有棒棒糖呀？”孙子说：“月亮上有棒棒糖，我还吃过哩，怎么没有？”爷爷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孙子说：“有，有，就是有！爷爷，您要是不拿出一个‘月亮上没有棒棒糖’的证据来，我就信仰那上面有。”爷爷感到奇怪，孙子平时很听话，今天这是怎么啦？就问他：“是谁给你吃‘月亮上的棒棒糖’啦？”孙子说：“是淘气哥哥给我吃的，他说这是‘月亮上的棒棒糖’。”爷爷笑了，说：“哦，是他呀！那是个淘气包，逗你玩哩，快别相信了。走，咱们一起去买糖，买和你吃过的一样的‘月亮上的棒棒糖’！”